自哥本哈根和坎昆等多次氣候峰會以來，“國際社會”對巴黎COP21寄予厚望，大有破釜沉舟、拯救人類于“危難”之勢。法國總統奧朗德亦似乎將此作為其外交政績的大手筆，傾注了大量時間、精力和外交力量；外交界甚至將法國眼下的外交冠之以“氣候外交”的名目。在峰會召開不到一個月時，法國總統還特意專訪中國，試圖從中國獲得巴黎峰會成功的“鑰匙”：中國接受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五年核查原則，以便推動其他國家朝著同一方向邁進。據法國媒體的報道，中國似乎已經接受這一原則。但相應于法國媒體，中國方面并沒有類似的說法。情況究竟如何，尚有待巴黎峰會來揭曉謎底。 

不過，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氣候峰會暗藏的玄機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們已經無法簡單明了地通過闡述和分析會議正常議程來理解這場“氣候戰爭”的最終結果。應該指明的是，“氣候戰爭”這個詞并非我的發明，而是法國電視二臺前氣候節目主播兼主管菲利浦·維爾蒂埃（Philippe Verdier）在他的新書《氣候調查》（ClimatInvestigation）中所用的詞。維爾蒂埃在他十月份剛剛出版的書中提出要對氣候變暖的成因與后果進行更深入的科學探索和討論，比如氣候變暖的后果是否真的就是那么可怕？似乎全球氣溫高了兩度人間就會墜入地獄？如何才能不讓這一科學論證不被政治需要所綁架？等等。他還披露在此問題上有一種不正常的政治高壓在作祟，使得氣候問題變成了一種“宗教”，一個不能有異議的話題。維爾蒂埃提出這些問題時一再說明，他并非“氣候變暖懷疑派”（即他承認氣候正在變暖，而且成因源于人類工業活動），而且他本人聲明不僅是“猶太人”、而且還是“同性戀”，因此他與“陰謀論”八竿子打不著。然而令人吃驚的是，這位僅僅在一本書中說出自己想法的記者居然被其服務的國家電視臺“法蘭西電視二臺”以“嚴重職業過失”的籍口開除公職。看來在巴黎COP21召開前夕，說出與官方主流氣候變暖話題相反的言辭是不可饒恕的。維爾蒂埃的個人命運恰恰證明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確實存在著某種高壓和專制。

氣候是否在變暖、氣候變暖是對人類生存的威脅還是福音、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人類工業活動的結果還是大自然自身必然的規律（太陽黑子活動變化、厄爾尼諾現象、火山噴發、海洋水汽蒸發……）等疑問是否已經得到科學的解答、科學論證是否那么確定、全球科學家們是否真的已經達成共識……這些問題目前并沒有真正得到解決。創建于1988年的聯合國“跨政府氣候研究專家小組”（GIEC）（或譯“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英語簡稱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號稱集合了全球最重要的氣候問題專家，對全球各國氣候變化研究成果進行綜合，并得出結論。GIEC先后于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和今年2015年共發表了五份報告，提出對全球氣候的分析、氣候變化的后果和對策建議。 

然而圍繞著這些報告，全球公眾對這個問題的認知度卻雖然正在上升，但卻并非因為這些報告的說服力提高了，而是在氣候研究領域出現了兩大非正常傾向。一是“氣候變暖懷疑派”日益被邊緣化，被強制禁聲；“國際輿論”對“反對氣候變暖說”的打壓達到了空前的程度。維爾蒂埃的遭遇是一個新的例子。二是今天一個公認的事實，是致力于研究氣候變暖的原因與后果的科學家可以很輕易地從官方和私人機構中找到各種資助、贊助和撥款；而一個朝著官方說法相反方向進行探索的科學家則很難找到資金支持。這也導致了反對氣候變暖派聲音的變弱且日益罕見。 

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權威”發言者，當然首數聯合國GIEC。然而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GIEC都是一個政治性強于專業性的組織。最近剛剛改選的該小組主席、韓國人李會晟畢業于韓國首爾大學，雖目前任職于韓國高麗大學能源和環境研究生院，是氣候變化、能源和可持續發展經濟性領域的教授，但他的專業領域更主要是在經濟與能源方面。事實上，GIEC并非一個真正的專家云集的機構，也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研究機構，而是與其他聯合國機構一樣，是在各國候選人之間平衡出來的一個政治決策咨詢中心。很多曾在這一機構中任職的專家都曾挑戰過該機構的報告及報告中的一系列“科學”結論。幾乎每一項定論都有專家提出異議。只要核查一下各國從該機構辭職人員的發言、文章或報告即知。 

從另一個角度看，主張氣候變暖另有原因的科學家往往陷入種種指責之中。最典型的例子是馬來西亞裔太陽物理學家威利·蘇恩（Willie Soon）。蘇恩認為地球變暖與太陽變化密切相關，因而對“人類活動導致全球變暖”的論斷提出質疑。很快，蘇恩被扣上“氣候變暖懷疑派”的帽子，并于今年2月被國際主流媒體揭露“接受來自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高達120萬美元的資助”，因而他的論文被認為是在進行“游說”。然而根據維基自由百科全書，盡管由激進氣候組織披露的這一“丑聞”被全球主要媒體所轉載，但指責者并沒有提出相關證據。這令我們這些“局外人”實在難以了解真相何在。

應該指出的是，從一開始，圍繞著氣候變化問題就存在著某種異乎尋常的現象。一方面，自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出現氣候變暖這一學說以來，盡管在科學領域爭論非常激烈，但對于公眾而言，圍繞著氣候變暖問題卻出現了大量各種形式的“宣傳”，甚至可以說類似某種“洗腦”式的宣傳。我在法國時，電視新聞中的自然災害報道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幾乎所有全球有關自然災害的報道都被朝著“氣候變暖”的方向引導。甚至連出現極寒天氣也是“氣候變暖”的后果。我認識的很多法國人現在都“談氣候變色”，似乎災難就在眼前。其中美國前總統阿爾·戈爾的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影響巨大。這部影片在全球放映后，通過兩個關鍵的要點說服了很多民眾：一是氣候正在變暖，將會引起巨大的災難；二是氣候變暖的主因是人類的工業活動。盡管我們知道這兩點實際上在科學界迄今為止一直是激烈爭議的話題，但戈爾的影片卻是將其作為一種定論推出來的。影片不僅獲得了奧斯卡獎，而且戈爾和聯合國GIEC還因此共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將和平獎授予一個科學論證尚不充分的電影，顯示出對傾向于氣候變暖說的獎勵可以說達到了極致。問題是這部紀錄片中不符合科學的地方并非罕見。法國著名地球化學專家、曾獲得過地質科學領域最高獎“瓦拉斯頓獎（médaille Wollaston）”的前教育部長克洛德·阿萊格（Claude Allègre）就曾批評這部紀錄片“不夠嚴肅”。阿萊格指出，戈爾在電影中稱“兩極冰川融化將會使海平面升高6米，導致曼哈頓被淹沒”；這一說法形象、具體、聳人聽聞，聽者莫不倍感震撼（最近甚至出現一種新的說法，稱上海也將會因氣候變暖、海水上升而被淹沒）……然而阿萊格認為這種說法根本就是在騙人。就好像將冰塊放入一杯威士忌一樣，冰會化但酒面卻不會升高，因為水和冰塊兩者的密度是一樣的。兩者究竟誰更接近事實真相，對于公眾而言，很難辨別。 

不僅是紀錄片，好萊塢故事片中有關自然災害、特別是暗示氣候變暖所導致災難性后果的電影也越來越多，影響巨大；我們隨手即可舉出無數例子：《2012》、《后天》……此外，各種各樣的政治和行政手段也都在竭力向公眾推銷“氣候變暖”說。據法國媒體透露，早在巴黎COP21峰會500天前，法國外長就將法國各大電視、電臺等媒體的氣象節目主持人邀請到外交部共進早餐，試圖影響氣象節目中有關氣候變暖的報道。媒體上蓄意操縱氣候問題的報道更是頻繁出現。不久前全球媒體都曾發表一張北極熊的照片，照片上一頭骨瘦如柴的北極熊在一塊孤零零的冰塊上蹣跚而行，說明寫著：“氣候變暖使得冰山溶化，北極熊處于生存危機之中”。照片在全球引起強烈反響。然而這卻可能是一張欺騙人的照片。據披露，這頭熊面臨生存危機是真的，但卻并非緣于氣候變暖，而是它的后腿受了傷。在殘酷的自然競爭環境下，北極熊受傷后抓不到獵物，自然會被餓死。同一時間與這頭北極熊處于同一環境下的其他北極熊在另外一些同一地點、同一記者拍攝的照片中則完全處于正常狀態。難怪阿萊格指責，一種“學術輿論獨裁”籠罩著氣候變化問題的討論，使得任何反對意見都被打壓下去。 

與此同時的另一方面，則是幾乎所有質疑的聲音都被冠上一頂比一頂大的嚇死人的大帽子。其中最可怕的就是將“陰謀論”的帽子扣到“氣候變暖懷疑派”的頭上。甚至對于像維爾蒂埃這樣并不懷疑“氣候變暖”是“緣于人類工業活動”、而僅僅是對這一問題提出一些自己看法的人，也進行殘酷打擊，令人不得不感到氣候問題非同小可。氣候問題似乎比人類面臨的其他任何問題——從饑荒、疾病、水資源枯竭、戰爭……一直到失業、公共債務、經濟衰退等——都要“嚴重”得多，重要得多。這實在是令人深感奇怪的現象。對于任何一個法國公民或中國公民來說，氣候變暖2度、甚至3至5度，與他們面臨的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問題相比，孰輕孰重，本來是沒有什么疑問的。但今天恰恰在這種本來屬于常識性的問題上出現了重大變化。這也是為什么對于法國總統府而言，成功地召開COP21比成功地解決失業率上升問題更為緊迫。 

迄今為止，對于中國來說，氣候變暖或變化問題并非一個已經在中國科學界達成共識的真正的科學認知。中國是一個歷史氣象記錄最為完整的國家。幾乎每個朝代都有專門的氣候官來記錄天氣變化。研究證明，在中國的許多古文獻中，就記載著有關臺風、洪水、旱災、冰凍等一系列氣候異常的現象，甚至包括對太陽黑子、極光和彗星等現象的官方記錄。中國對于氣象、氣候問題的研究可謂由來已久。中國有一位著名的氣候學家竺可楨。他從1917年在哈佛大學就讀時開始記氣象日記，記錄了氣象研究的各種資料。僅保留下來的日記，從1936年至1974年2月6日，共計38年37天，約800萬字。通過這些記錄，竺可楨對氣候變化對中國的影響了如指掌。與此同時，竺可楨對中國歷史氣象文獻也進行了大量研究。早在1961年和1972年他就分別發表了《歷史時代世界氣候的波動》和《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初步研究》的文章，是世界最早提出氣候對社會生活的影響的文獻。特別是在后一篇文章中竺可楨明確指出，每當中國氣候變暖之際，中國就會變得富裕、安定，如漢唐盛世就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中氣溫最高的時代。而氣候一旦變寒，中國往往就會遭到北方因寒冷而南下入侵的外族，從而引發戰亂和饑荒。 

當然，現代氣候科學畢竟是一個最具爭議的新的科學領域，而氣候變化也是一個以世紀為單位的過程，因此中國在這個領域也正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著新的探索。中國政府正是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同時也根據國際主流社會的現有理論依據，積極參與解決地球變暖可能帶來的后果。事實上，全球氣溫如果真的在本世紀末上升2度甚至更高，對于當代中國而言（正如竺可楨的論及的古代中國一樣）可能并非一件絕對的壞事。2014年是本世紀以來全球氣溫最高的三年中的一年（其他兩年是2003年和2011年），這一年中國1月份氣溫比往年高很多，廣大北方地區的取溫需求也因此而大幅下降。這使中國碳排放量自然減少。 

但中國幾十年來的外交主旨就是不挑戰現有國際秩序。既然國際社會在聯合國的主持下已經對此問題做出了一定的決策，因此中國便積極地在此框架內行事。事實上中國在短短幾年內從一無所有到今天成為世界上再生能源（包括太陽能、風能和水電等）的主要應用國和生產國就是一個證據。甚至連法國媒體La Trubune報也在11月份刊文承認，中國“僅僅幾年內就無可爭議地成為綠色發展的冠軍”。中國在未來的十三五規劃中也會將“綠色文明”的宏大目標列入其中。中國政府還主動承諾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在2030年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日到達峰值，之后開始逐步減少。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談判中始終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主張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根據不同的歷史和現實因素，共同來應對氣候變暖問題。也就是說，中國官方在這個問題上立場是非常明確的。中法之間在法國總統奧朗德來訪期間公布了關于氣候問題的共同聲明，為巴黎COP21的成功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但目前的問題并不在于此。如果說哥本哈根峰會失敗是南方發展中國家集體對北方發達國家試圖將其秘密制定的減排計劃強加給他們的做法的一種抵制的話，那么今天圍繞著氣候問題已經出現了新的因素。氣候問題之爭過去在哥本哈根峰會時主要包括氣候到底是在“變化”還是在“變暖”、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人類工業活動的結果還是大自然的自然規律以及氣候變化對人類到底會帶來災難還是福音等三個方面。但目前更為關鍵的核心已經轉向下一步。就我看來，今天的問題在于：一是誰來進行排放量測定，二是誰來對簽約國進行超越主權的、具有法律約束性的五年一度的核查。 

正如法國總統奧朗德所言，COP21不僅僅是一個氣候問題，這也是一個政治問題，是一個涉及如何平衡世界目前存在的不公平狀態的問題，是一個建立世界新型發展模式的問題。這當然就涉及到氣候以外的諸多問題。

首先就是一個誰來進行CO2排放量測定的問題。這顯然是一個技術問題。但這個問題卻與第二個問題即具有法律約束性的五年一度的核查問題密切相關。到目前為止，如果奧朗德總統訪華期間確實得到了中國方面在這個原則問題上的承諾的話，那么巴黎峰會能否達成最終協議的最大障礙將來自于美國。美國到目前為止一直拒絕接受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五年核查模式。美國之所以拒絕，就是因為核查需要簽約國接受部分主權出讓，由外部對本國進行核查，而且核查結果具有法律約束力。人們看到，在美國主導的環太平洋TPP談判、大西洋TIPP談判中，美國不僅接受其中特殊也是核心的制度設置“投資方—東道國爭端解決機制”（ISDS），而且還將其竭力推廣到其他簽約國。根據這一制度，當投資方在一個國家投資、卻與接受投資國家的法律法規出現沖突的時候，投資方可能直接向國際仲裁機構向投資東道國提出起訴。國際仲裁機構所做出的裁決將是最終裁決，投資東道國必須按照這一裁決修改本國與投資方相沖突的法律法規，以使投資方能夠自由地進行投資。美國之所以接受這一明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款，是因為仲裁機構基本上都設置在美國領土上（紐約、華盛頓等地）；美國過去幾年里曾十幾次成為被告，但美國國家都打贏了官司。而其他國家就沒有那么“幸運”了，幾乎都是官司一打即輸。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美國煙草公司狀告澳大利亞政府一事（澳大利亞政府為減少公眾吸煙危害健康而通過法律，規定煙草包裝必須去除商標并注明吸煙有害健康字樣，被美國煙草公司告上法庭）。但在氣候問題上，美國盡管也占盡了優勢（比如世界兩大最重要的氣候交易所分別設在芝加哥和倫敦金融城），卻并不能全部控制整個氣候核查過程。因此美國國會將很有可能拒絕接受這種安排。 

其次，就是在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五年一度的核查將部分超越一國主權的問題。近兩百年來受盡主權被侵蝕之苦的中國應該如何做才能既符合未來將簽署的國際公約、同時又能保護本國主權不至于被蓄意侵害，這還真是一個棘手之極的問題。在WTO談判時中國曾經做過類似的“讓步”，但國家主權（貿易權和制定國內法律的權力）并沒有失去。所有貿易安排都必須符合中國現有法律。但TPP談判就完全不是一個性質的談判。所以中國沒有參加TPP的談判。氣候問題最終能否為中國所接受，我認為也將與此密切相關。本文發表時，巴黎氣候峰會即將推出最終結果。我們既希望這一峰會能夠得到成功，但同時也希望，中國提出的“共同而有區別的原則”得到尊重以及中國必須保留的國家主權沒有受到侵害。 

進入21世紀以來，還沒有哪個話題像“氣候變暖”這樣引發如此大的爭議。隨著巴黎COP21氣候峰會臨近，相關話題所引起的爭論亦再度趨于激烈。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時爆發的爭議（如何分配責任與貢獻等，突顯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今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確實有了進展（發達國家承諾要拿出更多的錢，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也承諾加快減排。不過發達國家的錢到目前為止絕大多數都依然只是口頭許諾而沒有到帳）；但今天要解決的除了上述兩個焦點以外，還有四大主題：減排的目標、如何更為公正公平地分配責任與義務、具體行動方案以及2020年后的針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資金投入。說句實話，這些討論只是細節而已。我認為關鍵是在于上文所提及的誰來進行核查的問題，因為這涉及到一個國家的主權。如果是通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等主權國家聯合來進行核查，則成功的希望是存在的。如果這一核查完全是由西方單方面主導的，我則認為將希望渺茫，我實在看不出中國這么做的理由。 

如果氣候問題確實如目前GIEC所描述的那樣是對人類未來前景生死攸關的大問題的話，那確實是一個全球性問題，是一個必須由全球各國共同進行努力才能解決的問題。如果真是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法國學者如雅克·阿塔利、Hervé Kempf……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建立一個世界政府。因為面臨全球性問題，只有世界級別的政府才有可能提出最終解決方案。但問題是，今天世界各國差異那么大、經濟發展水平那么不均衡、各國利益沖突如此激烈……如何才能組建一個“世界政府”來取代目前的聯合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到底是氣候問題需要一個世界政府，還是因為需要一個世界政府而提出了氣候變暖問題？我們有必要問一個為什么。因為這一議題在我看來并非已經進行充足的科學論證，遠非如此。我們要提出的疑問還有一大串。當這一大串疑問沒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時，我們難道不應該謹慎決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