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氣候變化和工業排放的關系問題上，“主流”科學家經常信誓旦旦地說：人類排放CO2正在造成氣候災難性的變暖，雖然有一些反對意見，但我們還是聽主流的吧？這種想法在我因面對科學與政治的復雜關系而心生厭倦時，時不時就會冒出來——科學的歸科學、政治的歸政治，這樣的簡單世界多美好！

這種思維的惰性，在我的老師江曉原教授看來，是極不可取乃至是有害的——對科學的“警惕”在他已是一種常識，因為在所有現代社會所面臨的科學爭議中，幾乎都離不開經濟利益和政治影響的維度。這就使得宣稱“這是一個科學問題”經常變得非常可疑。有一次我們談論氣候科學的不確定性時，我說起下面這個故事，江老師非常感興趣，對這樣“非主流”的敘事，媒體很少關注，讀者也就了解不多。

這件事簡單來說就是：發明了“全球變暖”（global warming）這個詞的科學家，在35年后的一本書中，對他早年的這個發明表示愧疚，并明確提出對主流觀點“化石燃料燃燒釋放的CO2持續積累將超過臨界值而不可逆轉”并不認同。這位科學家沃利·布洛克（Wallace Broecker，更常用的名字為Wally）在很多領域都是先驅（《紐約時報》語），自然也稱得上是一位“主流”科學家。而這本《大洋傳送帶：發現氣候突變觸發器》，講述了從1980年代起作者關于“大洋傳送帶”的假想是如何形成，又如何經歷了世界各地觀察數據的驗證及挑戰的。

對這個書名感到“似曾相識”的讀者，一說到《后天》就能想起來了——這就是那條貫穿海洋，據說對北半球氣候產生巨大影響的溫鹽環流（THC）。在電影里，正是由于它在極區部分徑向翻轉環流（AMOC，北大西洋表層水下沉向南轉為深層水）的中斷，才導致地球在一周內就進入了一個新冰期。而發生所有這些災變的罪魁禍首正是CO2——它使全球變暖，融化了極冰，稀釋了流經此處的表層海水使其無法下沉，造成AMOC中斷，開啟了北半球的速凍模式。

但這只是電影。對于古氣候學研究來說，短短幾十年間，人們對于“突變”的想象越來越大膽。沃利的結論與《后天》相差甚遠：即使“大洋傳送帶”中斷，也是在一個世紀甚至更長時間內逐步衰減。至于現實中它是否正在發生變化，要在幾十年的尺度上才能判斷。他建議將對“大洋傳送帶”的關注“適度后挪”（據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10年來AMOC無變化）。

沃利并未在此書中提到“主流”對其理論的接受程度。以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評估報告為例，五次報告都未使用“大洋傳送帶”一詞，而是以THC或MOC代替，對“大洋傳送帶”影響全球尺度氣候的想法仍有保留。就是說，全球變暖理論對沃利假說的接受度是有限的，就前者而言，災難性的場面從50年代起就是《未來水世界》（溫度及海平面上升）而非《后天》（間冰期/冰期轉換）。但IPCC仍然將其列入預測，在最近兩次評估報告中都認為未來溫鹽環流會減弱（將抵消一部分CO2導致的變暖）。如此一來，不管未來氣候怎樣（變冷、變暖或不變），都將無法證偽CO2的作用。

這樣“強大”到無法阻擋的理論當然不是一天造就的，從沃利的經歷看氣候變化研究史是一個有意思的角度。

知道沃利的人都知道他發明了“全球變暖”一詞，并把這件事說得好像是他的光榮成就。現在看起來這個詞好像很普通，可是在70年代，實際上大部分觀測都局限在北半球中高緯度地區：一開始是歐洲北部，后來是北美北部。而在60年代，像“氣候變遷”“氣候振動”這樣的詞尚且都是相當新鮮的概念（在中國，竺可楨60年代用史料證明氣候不是固定不變的，70年代才將這些內容整理發表），且僅超長時段的變化才涉及全球。當這個詞被發明出來，它所帶來的語言上的震懾力是強烈的，以致于大眾媒體都用“全球變暖”替代了“氣候變化”。最近幾年這個現象得到糾正，只是“氣候變化”在內涵上與“全球變暖”等同的謬誤，卻不是那么容易矯正的。

可是，如果你見到沃利，千萬不要拿這件事恭維他，因為他正為此后悔不迭呢。他跟學生說，如果誰能證明他并不是第一個使用這個詞的人，他愿意提供兩百塊錢的獎金。為什么他要感到后悔呢？這要從他何以發明了這個詞說起。

研究氣候科學史的美國科學史家沃特（S. Weart）有句話說得好：科學家和大眾的想法是協同并進的。在環保主義興起之前，人們對氣候災難的設想一般是冰期的嚴寒，而溫度的上升通常意味著人類文明的繁榮。因而在80年代之前，當科學家提起20世紀相對于小冰期的氣候時，常使用benign（溫和、良好）等褒義詞。

對冰期的恐懼曾在70年代初的世界糧食危機中達到高潮。當時沃利正在哥倫比亞大學Lamont-Doherty地球觀測所，為一位從蘇聯社會主義陣營“逃脫”的地質學家庫克拉（G. Kukla）積極游說，試圖將其留在美國。庫克拉自己也很爭氣，在僅一年的訪學期內，就代表Lamont-Doherty地球觀測所致信尼克松總統，警告說下一個冰期很可能在一個世紀內到來，而蘇聯已經在考慮這個問題了！冷戰時期，什么事一旦涉及到蘇聯，美國就不淡定。這之后關于氣候變化的問題開始列入美國的政治議程。而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沃利發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論文——“氣候變化：我們正處于明顯的全球變暖邊緣嗎？”（Science，1975）

除了發明了“全球變暖”以外，這篇文章還清楚地回答了“CO2數據與氣溫趨勢不匹配”的難題。CO2會導致氣溫上升作為一種理論在19世紀就出現了，直到1958年才開始有觀測數據。雖然這個值是上升的，與化石能源消耗的曲線一致，可卻與氣溫趨勢不一致（氣溫1940～1970年下降）。這曾讓科學界對CO2的關注停滯了一陣子。可是除了這個基于簡單的物理機制得出的看似“必然”的結論之外，沒有其他理論更適合作為預測基礎。

氣候的天文周期理論涉及的是萬年尺度的氣候變化，對氣候預測幾乎沒用；曾短暫流行的人類排放氣溶膠導致降溫的理論（理論值與歐洲北部觀測數據一致）基本是個坑，因為氣溶膠的作用極為復雜。其實沃利提出的“破解辦法”在當時就是矮子里拔將軍：用氣候模型算出CO2升溫效應，與冰芯代用資料得出的“周期外推”結果，二者疊加得出：“降溫必將結束，CO2必將變成主要作用。”雖然到2000年這個預測都“應驗”了，但之后又不靈了。如果沒有這場“冰與火”之戰，沃利或許不會像他的好朋友庫克拉那樣，急于發表尚不確定的言論；可是不管哪種危言聳聽，帶來的都是對氣候學研究的資源投入。

這之后，沃利對碳循環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很多公開評價，都將這些（而不是“大洋傳送帶”）作為他對氣候學最重要的貢獻。但是悔其少作的他，如今對CO2氣候作用的模型預測也不像當初那樣推崇，這可能是他后悔年輕時說了大話的一個原因。

“在模型能夠令人滿意地再現過去之前，對化石燃料CO2排放影響的預測仍將存疑”，這是沃利在序言中告訴讀者的，因為有人批評他的書很少提到計算機模型。

目前氣候研究中的兩個主要方法，一是代用資料（樹輪、冰芯等）代替缺少的“觀測值”，一是數學模式模擬代表物理機制產生作用的過程。一般來說，用代用資料重建的氣候變化，如果能用模型模擬出來，就被認為是可靠的；相應的，若某種模式正好能夠后測（“預測”過去）代用資料建立的結果，則認為這種模式是可靠的，其預測能力就顯得比較高。之所以需要相互參照，是因為這兩種主要方法都有比較顯著的不確定性。問題是，當兩者不符的時候，信哪個？

沃利此書中，兩種情況都有。最值得一講的是，關于“大洋傳送帶”的想法，本身正是受代用資料得出的一個錯誤結論啟發而來。

如果CO2是導致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那么歷史上的氣候變化必然伴隨著CO2濃度的變化。1984年，瑞典的奧什格爾（H.Oeschger）報告了格陵蘭南部冰芯中CO2隨溫度變化而劇烈變化的發現。這不僅令科學家開始重視千年尺度氣候變化的意義，也讓他們更加相信CO2與氣候變化的關系。沃利以及其他人對這個錯誤常常輕描淡寫。事實上，幾年后奧什格爾在IPCC第一次評估報告中擔任第一章的主筆（四人之一），將這個結果寫進了報告（11頁）。事后證明，奧什格爾的發現只是格陵蘭冰貯存過程中發生的化學變化。要知道，確認這是個錯誤總共用了9年（1984～1993）！沒有這個錯誤，還會有沃利的“大洋傳送帶”嗎？會減少科學家對CO2的關注嗎？這很難回答。

有意思的是，這個錯誤為何能被發現？是因為，CO2的大幅度變化，僅出現于格陵蘭冰芯和北大西洋沿岸，已知的任何機制都不能解釋這個現象，換句話說，這個發現難以被模型化（J.D.Robert,1993）。

在這個例子里沃利承認觀測是錯的，是因為這與他的碳循環理論相抵觸。但更多的時候，選擇的標準并不那么清晰。沃利曾一度相信，即使沒有大量北極融冰稀釋北大西洋的海水，僅靠全球變暖帶來的降水增加就能導致傳送帶的減弱甚至關閉。這是當時氣候模型給出的結果。但在此書中，他又選擇相信另一種模型，即隨著全球變暖，全球水供應會減少。這主要是因為他在歷史冰期找到了觀測證據（當然是間接的）。

代用資料和模型的“架”打了不是一兩次了。跳出沃利的書，最有趣的一件事是所謂“全新世溫度變化之謎”（2014）：同樣是對全新世氣溫變化的重建，利用3種氣候模式分別模擬出的結果與利用73種代用資料重建的結果，前者升高0.5℃，后者降低0.5℃。這兩者出現偏差的原因，尚未達到“觀察和理論之關系”的哲學高度，最大的問題還僅在于人們對于復雜現象的把握能力有限，即這兩種方法都有明顯缺陷。

藍色為氣候代用資料表示的溫度變化；黑色和黃色為氣候模式模擬的溫度變化（平均方式略有不同）；紅色表示修正代用資料可能的季節偏差后的全球平均溫度。

去年Science發表了一篇對“大洋傳送帶”理論不利的論文，但爭論遠未結束。不管怎樣，沃利寫出這本書是令人贊賞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對自己的成就和過失一并坦然處之。而它能給我們帶來的最大收獲是：科學家的說法會變。至于使他改變的那些科學之外的因素，這本書就不會明白告訴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