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氣候談判和國際合作的思路在于尋求一套自頂向下的責任分配方法。在這種思路的指導下，京都議定書規定了各個履約國家的減排責任。而美國等國家退出京都議定書的行為則為后期到巴黎協議簽訂之前的艱苦談判埋下了伏筆。相比之前，巴黎協議的一個重大革新便是一改以往自頂向下的治理思路，改為基于各個國家自主提出的減排承諾（INDC）的新的合作模式。此外，人們也越來越意識到，僅有國家或國家聯盟一級的減排目標并不能夠保證具體氣候政策的實施和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的推行。城市，作為更小一級的行政管理單位，成為了氣候變化領域的新的焦點。在巴黎氣候大會上，超過400位市長聚集在一起，發布了《巴黎市政廳宣言》，強調了城市行動的必要性。此外，城市之間也組成了諸如C40一類的聯盟，以期共同尋求應對氣候變化的方法。歐盟在氣候談判上是作為一個國家聯盟出現的，而具體到其內部的履約，則涉及到更多方面的問題。本文既試圖討論了歐盟內國家聯盟一級的目標、國家和城市級別的政策以及其他氣候合作網絡之間的相互影響，以及歐盟內部各國的氣候政策現狀。

作者調查了11個國家（奧地利、比利時、愛沙尼亞、芬蘭、法國、德國、愛爾蘭、意大利、荷蘭、西班牙和英國）的200個城市的氣候政策以及參與氣候合作網絡的情況，并從不同緯度對調查結果進行了討論。調查結果顯示，在歐盟集體氣候政策制定中扮演領導者角色的國家多有比較明確的區域級氣候目標和政策，盡管這些政策多著重于本區域內的行動而較少涉及城市之間的合作。其中，英國在各方面均表現突出，包括減緩和適應計劃的數量、行業政策和國家長期目標。而缺乏國家級目標和政策國家則多受到歐盟整體政策的影響。相比于減緩政策，適應政策在各國均相對落后。氣候行動網絡（如CoM）對促進國家制定區域政策和采取本土行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文章建議學者和政策制定者應多關注包括歐盟級、國家級、城市級等多種級別的氣候政策制定，應綜合采用不同的方法確保國家和城市具有足夠的履約能力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