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2021年4月17日下午，北大國發院長三角論壇在上海舉行，主題為“邁向碳中和新時代：產業變革與資本機遇”。本文根據北大國發院副院長、北大環境與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徐晉濤教授的演講內容整理。

2015年，在巴黎締約方大會上，產生了較有約束力的全球協議《巴黎協定》。我認為該協議有兩個關鍵成果：

一、參加大會的所有國家都接受，到本世紀末，將全球表面升溫控制在2度甚至1.5度水平。這意味著關于氣候變化的科學爭論以及政治爭論告一段落。

二、主要碳排放大國都提出自主減排承諾。這非常不簡單，因為此前，或2009年哥本哈根大會之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立場非常不同。有了自主減排承諾，意味著中國、印度等國的立場有180度轉變，全球氣候協作才成為可能。

不過，這兩個成果也有遺憾之處，即排放大國自主減排承諾加在一起產生的結果，與2-1.5度目標相比還有非常大的鴻溝。如果僅滿足自主減排承諾，本世紀末地球表面升溫不可能是2度、1.5度，而可能是3-6度。所以大會提出，2020年主要排放國重新盤點自主承諾，加起來能與1.5度目標接軌。

中國2020年在自主減排承諾方面有巨大改進，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向全世界提出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這與此前的承諾相比，文字差別不是特別大，但實質內容差異非常大。

對于碳中和，這是第一次明確提出終點條件。我們研究資源經濟學、動態規劃，都知道終點條件的變化影響整個規劃期內各階段的行為。確定碳中和的終點目標，排放軌跡就要發生很大變化。如果僅有2030年碳達峰這一目標，企業會想2030年之前是不是還是高碳行業的增長窗口期？

而設定碳中和目標后，則意味著利用2030年之前窗口期進一步發展高碳行業的可能性會小很多。投資界、企業界會注意到，要到本紀中葉碳中和、近零排放，2030年之前一定會更加強調低碳工業、可再生能源和非化石能源。

第一，能源結構必將深刻調整。

過去，能源部門對能源結構調整已經有一些布局，著重發展了一些可再生能源，但由于可再生能源發電不穩定、空間分布也不均勻，所以又發展了火電廠為可再生能源調峰。當然，也有一些地方一直依靠傳統動能發展經濟，如今提出“雙碳”目標，對于化石能源的發展就需要比較深刻的再思考。

從國家戰略角度看，可再生能源發展應該會迎來非常大的發展機遇。習近平主席在參加中央財經委會議時專門提出“十四五”期間要致力于構建以可再生能源為主的能源體系。這在過去是想不到的。

五六年前，我在參加一次能源會議時請教過相關專家，2050年非化石能源能否占據絕大多數？專家認為可能性不大。但現在確立了這樣的目標，必將對此后的行動、規劃產生深遠影響。

雖然只過了五六年，但站在今天的時點上看，中國已經越來越具備這方面的條件，技術和成本上都已經取得巨大進步。2012年，我在世界銀行一次會上聽到德國綠黨首席經濟學家講德國能源前景，2050年基本實現以可再生能源支撐經濟發展，基本退出化石能源，完全退出核能發展。當時這是非常令人震撼的能源發展目標。他講完后，世行歐洲部首席經濟學家補充說道，德國目標雄心勃勃，但不要忘了，要實現此目標，背后的基礎是中國技術，因為德國可再生能源如光伏、風能設備皆來自中國。

前段時間，我參觀國發院校友所在的企業金風科技——全球第三大風機生產廠，銷售覆蓋全球30多個國家。我們自己的技術、設備已經在支撐多國綠色低碳發展，沒有理由不成為中國綠色低碳發展的主力軍。我們目前的技術條件，加上企業的努力，成本已經在不斷下降，而且已經足以占據競爭優勢。今年以來，可再生能源補貼退坡，說明已經具備市場競爭力，經濟上也更加可行。

但不可否認，可再生能源發展還面臨多重阻力。要想使可再生能源快速成為中國能源體系的主要能源，體制上還需有幾個突破：

一、建設全國統一的市場。過去學習能源體制改革，專家一般認為中國能源體制的問題是國家電網一家壟斷，需將其分成幾個小電網。今天看起來又不同了。我們的調查發現可再生能源發展的真正阻力恰恰是地方封鎖。因為中國的可再生能源分布不均，尤其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可再生能源反而豐富，發了電卻接不到足夠的遠程訂單，需要克服地區封鎖問題。國家發改委前幾年也針對此問題出臺了政策。

二、要建立分布式能源。對于華北地區能源改革，國家支持力度應大一些，屋頂光伏發展更快一些。農村家戶都有屋頂產權，推進光伏發電沒有產權障礙。如果國家支持力度大些，可彌補煤改氣、改電工作中遇到的不足，也許對中國能源結構改革助益良多。能源結構改革，技術、成本已經不是主要問題，下一步要重點克服體制問題。

第二，碳減排要與自然碳匯方案并舉。

世界上有些發展中國家，像巴西承諾30%、40%二氧化碳減排是從減少毀林和森林退化實現的，因為森林退化會排放二氧化碳，而不是吸碳。這方面我國做得最好。2019年中國在全球綠化發展中貢獻最大，約占世界的70%-80%。

中國人工種植林發展這么快，每年新增的碳匯為國家減碳排放強度貢獻5%-10%極有可能。碳中和就把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提上議事日程，森林碳匯有可能變成特別主流的二氧化碳減排工具。這對中國來說是比較重要的事情，對中國鄉村振興、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也特別大。

過去，我們不重視生態系統貢獻，好多政策看似環保，但拖了氣候行動的后腿。比如，東北在計劃經濟時期大量砍樹，80年代出現“兩危”問題（資源危機和經濟危困）。此后國家不斷出臺政策，2016年實行了天然林全面禁伐，支持環保的人士都很高興。，認為我們在保護生態環境，防治水土流失方面又進了一大步。

從碳匯角度，不是少砍樹就好。健康的森林生態系統才可能是碳匯，不健康的森林可能變成碳源。我國很多天然林都是退化的森林，很可能已經變成碳源，需要積極地人工干預，提升森林生產力，才會對國家碳中和目標做出貢獻。

比如中國的東北地區，需要重新考慮開放天然林經營，但前提是要積極實施體制改革，因為它是傳統國有林區，類似東北老工業，積淀了很多制度問題。實際上，地方在過去二三十年積累了很多改革創新經驗，但中央政府不放心，所以現在天然林全面禁伐。我認為應盡快解除全面禁伐，重新啟動東北國有林或全國國有林體制改革，引入市場機制，按“雙碳”目標積極經營國有森林，對國家氣候行動會有特別大的幫助。

此外，在積極經營森林過程中，不斷給國家生產綠色材料，可以助力在其他領域的替代。森林里有大量能源，潛力非常大。如果天然林保護政策能放松，有一定扶持，來自森林的生物質能源應該有很好發展潛能。東北自然條件和北歐、加拿大很像，沒有理由比那些國家做得更差。瑞典30%的一次能源來自于森林，我們應積極學習。

每年國家在化石能源、鋼筋水泥行業還有很多補貼，這些應盡快去掉，用來扶持可再生能源和資源。所以中國追求的碳中和，一是把生態系統的貢獻提升上來，二是為國家實現低碳綠色發展找到低成本藍圖。如果不利用生態系統功能，完全依賴化石能源減排，成本必然較高。

第三，政策影響難免全球聯動。

我們國家搞環保、能源結構改革，習慣于依賴行政及中央政府資源，對市場機制、經濟政策利用得不夠充分。

現在這些條件一個個在具備。比如2018年環境稅率還是定得太低，不足以改變企業、地方政府的行為。要想實現節能減排目標，環境稅率可以定得更高一些。2020年開始，我國宣布推出全國性碳市場，主要涉及電力行業。碳市場會出現碳價，使二氧化碳減排有了機會成本的概念。

現在有幾個因素對碳價格、投資、產業結構有很大影響。

近期歐盟出臺邊境調整政策，加速氣候行動，碳價格肯定上升。若碳價格上升非常快，歐盟的企業就會要求對進口產品按歐盟市場碳價征收碳關稅，如從中國進口風機、光伏，就要根據二氧化碳排放情況征收。這就倒逼中國提升國內的碳價格，直接的方案就是中國也收碳稅。

碳交易也是產生碳價的機制，但目前還是電力行業。電力本身不出口，出口產品怎么出現碳價格？國家級碳市場就要快速地從電力部門擴展到所有行業，但究竟能不能跟上歐盟、美國邊境調整政策出臺的步伐？我認為壓力還是挺大的。

最簡捷的是，中國在出口產品上實施碳稅。以前碳交易試點最高也就70元人民幣，即10美元左右。假定未來執行20美元的碳稅，碳成本會上升很多，對傳統行業影響較大，當然也利于新興產業。全球最大貿易國是美國，美國會不會調整邊境政策？這個可能性在增強。

拜登競選綱領里特別重要的內容之一是要搞氣候政策，拜登政府會不會下一步把2009年的能源法案撿起來。他在美國國內最大的阻力是國際貿易中的不平等競爭。美國如果有了碳價格，自然也會實施邊境調整措施，對進口品征收碳關稅，逼迫出口國在國內征收碳稅。

在中國，我認為政府已經在著力逐漸鋪開碳交易機制。因為如果歐盟、美國一旦實行邊境調整政策，對中國出口導向的產業影響會非常大。今年我國預計8%GDP增長主要靠出口帶動。如果將來歐盟、美國都要開始征收碳關稅，對中國氣候政策就會形成倒逼。在我看來，碳稅是相對容易實現的機制，在中國有可能重新浮上水面，變成決策者考慮的工具，對未來經濟、投資、產業結構都將產生極大影響。

整理：董瑞強 |編輯：王賢青 白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