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一場豪雨引起公眾對極端天氣和碳排放的極大關注，國家發改委學深圳47條則引發了對大灣區主引擎的無限遐想，但我看到的另一面是與科技創新相伴生的高碳排及減排壓力，兩件事都指向一個字——碳！

按碳達峰時間，我國城市大致可分三類：一是“十四五”期間即需達峰的示范型城市，如北上廣深杭；一是“十五五”后期方能達峰的轉型城市，如邯鄲、大慶。其余城市介于這兩類之間，如呼和浩特、鶴崗等人口流失型城市可能在“十四五”后期達峰；貴陽、昆明、長沙等低碳潛力型城市和鄂爾多斯、銀川等資源依賴型城市須在“十五五”期間達峰。

現在需要警惕的是“雙碳”引發的“雙降”風險，哪“雙降”呢？一個就是轉型城市的增速下降問題，這是個老問題，這類城市以鋼鐵、能源、石化等重工業為主，傳統發展動力在“環保風暴”中弱化，新發展動力仍然不足，如邯鄲、安陽等市地處京津冀大氣污染傳輸通道，執行大氣污染物特別排放限值和能耗雙控，鋼鐵、石化等產業即使在市場向好的情況下也只能在“上大壓小”和產業鏈上下游延伸上做文章，離綠色持續發展距離尚遠，這也是高質量發展轉型的必經過程。

另一個就是像深圳這類國內高科技領先城市的內生動力問題，這一點尤其需要重視。要科學設置雙碳目標，防止由于片面強調雙碳引發動力和速度下降。由于要繼續領先，類似深圳的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和高質量發展示范城市必須上一批大科學裝置、必須建若干大數據中心、必須投建芯片企業，這類項目未必是低能耗低碳排的，甚至是高能耗高碳排的，如何讓這類項目既不影響碳減排又能壯大新動能需要通盤考慮。如深圳光明科學城大數據中心就受困于6萬噸標煤/年能耗指標而勉力推進，投資153億元的中芯國際集成電路制造（深圳）有限公司月產4萬片28納米芯片項目也因能耗問題而頭疼。

深圳核電、氣電裝機容量占全市總裝機容量的77%，但仍受能耗指標制約。歷史地看，由于一直在碳減排路上，深圳碳排放強度（0.2噸/萬元生產總值）已不到全國的1/5，2015年以來已累計下降17.49%，進一步減排難度加大，而47條中建立“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產業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撐”全過程創新生態鏈、實施“5G+工業互聯網”等舉措是需要大科學裝置、高能耗設施支撐的，特別是基礎研究更需要付出探索性成本，如2008年啟用的建于瑞士和法國邊境的歐洲強子對撞機，其運行時耗電功率為20萬KWa（一小時耗電20萬度），這還不包括材料能耗，而智慧城市標榜的泛在感知、實時決策支持系統等需要布置無數個傳感器，需要大量能源驅動，大數據中心更是一刻也離不開能源。本次暴雨導致的鄭州斷電、斷網使人們切身感受到了能源的重要性。

從全國范圍看，第七次人口普查揭示了人口向三大都市圈（大灣區、長三角、京津冀都市圈）和四大城市群（中原、山東半島、海峽西岸、北部灣城市群）的聚集趨勢，在總人口增長趨緩的情況下，未來這七個區域仍將吸納更多人口，有望承載10億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靠能源驅動的，2017年我國人均能耗折合4475度電，相當于挪威的19%、美國的37%、日本的60%，有必要按照人口集聚度配置區域能耗和碳排放指標。

為此，需進行“能源需求側管控”向“能源供給側低碳無碳化”思維轉換，把非化石能源化和化石能源低碳化無碳化作為主戰場，在能源供給端收緊，在生產、消費等需求端放開，把“節能減排”要求變成“換能減排”主張，持續擴大核能、水電、LNG、可燃冰的開采使用和可再生能源利用，通過政策引導推動碳封存碳捕捉。

做法上要強調四點：一是設計碳票。碳排放權也是人權的一部分，要根據現有技術條件設定一定時期的人均基礎碳排放權，為人口遷入地增加碳排放額度。

二是進行源匯一體的區域碳指標核算。沿海地區具有發展核電、海上風電的天然優勢，同時又是能源消納地，要增加本地綠色能源供給和導入西部地區光電水電等清潔能源，對低碳無碳能源使用比重高的地區可根據產業需求適度放寬能耗額度。

三是對卡脖子項目碳指標進行獨立核算。針對美國的卡脖子技術清單，在制定我國科研攻關清單的同時，也要制定卡脖子技術項目化可能產生的碳排放清單，根據預計總量預留碳配額。

四是在大科學裝置和科學探索項目的能耗、碳排放指標核算方面既要嚴格要求又要留有余地。我國現有或在建的大科學裝置絕大部分都是歐美有模板的，對科技自立自強必建裝置要有一個碳排放總量的盤子，在體制機制上予以保證。對于歐美尚無的我國新創設大科學裝置，更要在可研階段就結合清潔能源供給、人才技術匹配和國家安全保障確定建設的時點和地點。

——整理自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 可持續發展與海洋經濟研究所所長胡振宇博士在第十七屆滬津深三城論壇暨第一屆濱城雙碳論壇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