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在巴黎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世界氣候大會）有兩個主要成果，一是大會參與國普遍同意，到本世紀末，將地球表面升溫控制在2度或1.5度之內；第二是主要排放大國都做出了自主減排承諾。

這是氣候談判里程碑式的成果，但也有遺憾，如果各主要排放國的自主減排承諾停留在2015年當時的水平，到本世紀末地球表面升溫將不可能實現控制在2度或1.5度之內，非常有可能升溫達到3-6度。所以巴黎締約方大會還提出了一個目標，到2020年，各排放大國要對照2度或1.5度的控溫目標，重新盤點并大幅度改善自己的自主減排承諾，以真正實現控溫目標。

中國是世界第一排放大國，每年排放量約占全球排放量的30%，中國的碳排放最受世界關注。如果中國沒有特別積極的行動，全球氣候行動目標不可能實現。所以巴黎締約方大會的成果要想保持下去，全人類要想遏制住全球氣候變化，中國必須發揮特別重要的作用，甚至是領導作用。

2020年，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大會上做出兩點承諾：第一是在2030年之前，中國要在巴黎承諾的基礎上提前碳排放達峰；第二是中國提出終點方案，即中國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碳中和的意思是在大幅度減排的基礎上，剩余的排放量可以被生態系統完全吸收。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承諾。中國社會做好準備了嗎？我認為還有不少差距。此前很多能源專家、氣候專家提出的各種方案和路線圖，與碳達峰、碳中和的承諾相比都是保守的。所以，中國社會，特別是核心部門如能源、氣候等部門會承受空前壓力。要想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中國一定要經歷非常劇烈的增長模式的轉換，這兩個目標會形成倒逼機制。

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在“十四五”規劃里多有體現，在政府工作報告里也有非常突出的體現。2021年3月15日，習近平主席參加中央財經會議，又對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提出了具體的要求。要實現這兩個目標，中國政府與全社會要一致行動。要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中國在經濟結構上必須有非常大的變化。

第一，能源結構巨變。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員會講到，在“十四五”期間建成以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能源體系，這是非常遠大的目標。

大概在四五年前，我和能源部門的專家開會，我問過他們，很多歐洲國家都提出到本世紀中葉實現以可再生能源為主，中國能不能實現？很多專家當時判斷中國實現這個目標的難度非常大，因為中國對煤炭過于依賴，中國的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利益結構都跟煤炭高度相關，真的要把煤炭消耗降低到能源結構的20%-30%，難度巨大。但這次“十四五”規劃、習近平總書記出席中央財經委會議，都明確提出這個要求。

所以，能源結構調整，中國面臨巨大的挑戰，好在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得非?？?，兩三年前也改變了政策。過去電價是標桿上網，現在競標上網，可再生能源發電的邊際成本因此下降很多。

有好的政策，中國可再生能源產業已經取得了非常大的發展。如果再克服一兩個體制方面的障礙，比如消除地區性封鎖，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比例的目標還是比較有希望實現的。最近國家也在建立統一的電力市場，同時又發展分布式能源，總的來說能源政策日益開放和靈活，這對發展可再生能源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生態系統的碳中和作用提到空前高度。

我們以前也有人工造林的承諾，但那是錦上添花，并沒有算到中國的減排成績里。

中國森林資源面積和蓄積量持續雙增長，這在發展中國家是獨一份的。中國的森林吸收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現在中國把生態建設、生態恢復跟工業減排放在一起綜合考慮，使我們氣候行動的工具選擇更為豐富，會大大降低全社會的減碳成本。中國在這方面有比較大的優勢，我們沒有理由不重視生態系統的潛力，但要想發揮它的全部潛力，也有一些體制問題需要進一步解決。

第三，政策體系的變化。

過去搞環保主要依賴行政手段。上世紀90年代治理水污染實行的“零點行動”“關停十五小”“十一五”節能減排，前幾年的環保督察，特點就是依靠“關停并轉”等行政手段。行政手段的好處是短期內見效快，不利之處是社會成本特別高，也特別容易反彈。

大家在北京感受很明顯。此前不久還有不少人覺得我們的藍天保衛戰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但2021年兩會期間的重污染過程表明勝利并不徹底，反彈一觸即發。今后的環保政策手段恐怕要做出較大的轉換?！笆奈濉逼陂g，中國經濟發展的壓力依然非常大，同時又要疊加環保的約束，尤其是碳達峰的承諾，發展與減排之間的矛盾會變得空前突出。

要想降低這對矛盾，最重要的手段是用好經濟政策，因為經濟政策的社會成本最低，更可持續，反彈也相對較少。所以“十四五”期間，我建議國家一定要更加重視經濟政策的使用。其實，我們的很多政策已經都有了，但需要環保部門、能源部門真正轉變觀念，真正把經濟政策作為碳中和、碳減排的首要工具，而不是走依賴行政手段、運動式減排的老路。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北京大學環境與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