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國正式提出了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宏偉目標。如今時間已過去近一年時間，從光伏到風電、水電、新能源汽車等新能源產業鏈均呈現出爆發式的增長態勢，相關上市公司業績也出現跨越式提升，一些企業已經逐漸成長為完全具備自主知識產權的、在國際新能源領域具有較強競爭力的龍頭企業。

明面上看，實現“雙碳”的主要目的在于有效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是彰顯大國責任擔當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體現。更深層次，碳排放權、碳交易甚至碳稅不僅是未來很長一個時期構建國際新秩序和大國之間競爭的重要方面，還是我國在一些產業上實現彎道超車的重要途徑，更是我國產業結構從低端向高端邁進的一個必經之路。

先說國際秩序方面，未來關于碳排放相關規則的制定是全球各主要國家的必爭之地。如果我國盡早實現了碳達峰與碳中和，不僅能在相關國際規則的制定上占據主動權，更能在相關產業發展上占據全球制高點。回顧近代全球經濟發展的歷史，美國就是憑借其在國際清算與能源交易領域的規則制定權而享受到巨大的發展紅利，進而牢牢占據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位置。

“二戰”結束以后，全球經濟遭到重創，國際貨幣體系也分崩離析，美國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以及豐富的黃金儲備，趁此機會推出了所謂“懷特計劃”，也就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雛形。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正式通過，約定美元與黃金實行掛鉤，一盎司黃金兌換35美元，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這也是美元被稱為“美金”的原因。美元自此正式成為國際清算和儲備貨幣，這給美國帶來的好處無疑是巨大的，不僅可以通過美元的地位對其他國家在支付和清算領域實施制裁，更能在美國經濟本身出問題的時刻通過財政赤字貨幣化開啟印鈔機，讓全球其他經濟體為其買單。美國前財長約翰·康納利就曾說過“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卻是你們的難題”，因此也就出現了美國經濟一有問題，全球經濟跟著“吃藥”的情況。

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因為設計本身存在嚴重缺陷——也就是所謂“特里芬難題”，而在上世紀70年代初徹底瓦解，但并沒有因此撼動美元在全球支付領域的地位。恰恰相反，美國同期通過與全球最大的石油生產國沙特達成協議，約定石油交易均以美元作為結算手段，后續又通過控制石油產地，進而構建起了石油美元體系，以確保美元在全球的核心地位。目前，美元的核心地位正在因其財政赤字貨幣化而逐漸下降，全球其他國家都在尋求替代美元的新的交易媒介，碳排放權最早就是歐洲提出的，全球減少碳排放已逐漸成為大勢，碳排放權之爭無疑是大國間博弈的重要領域，碳排放權也有可能成為新時期替代美元地位的全球通用交易媒介。因而，誰在碳排放權上率先實現碳中和無疑就占據了制高點。

再說新產業方面，即使沒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近幾年全球經濟增速也總體呈現下行趨勢。造成經濟增速下行的原因一方面是傳統刺激政策導致的資產價格快速上漲使中低收入階層消費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則是像移動互聯網這樣的重構經濟要素配置的突破性新技術沒有出現，由技術驅動產業升級的原動力缺乏。我國傳統刺激經濟增長的房地產、汽車、基建也同樣呈增速下行的趨勢，經濟增長迫切需要新的顛覆性產業。

“雙碳”恰恰為新產業的出現創造了千載難逢的機會，比如傳統汽油車，老牌企業已經在發動機、變速箱等核心領域積累了豐富的技術積淀，為新進者筑起了壁壘，新進者基本不可能繞過，而智能化電動車的出現對整個汽車產業可以說帶來了顛覆性的革命，堪比當年蘋果手機的出現對手機行業形成的巨大影響，電動車還能有效帶動上下游萬億元的產業鏈。我國也正是看到了這一趨勢，早早培育這一賽道，如今在新能源汽車領域已走在全球前列。類似行業還有光伏發電、風力發電、水力發電等，這些新產業的出現未來還能帶動特高壓輸電、儲能等下游產業鏈，為經濟增長提供潛在動力。美國目前也逐漸發現了這一領域的潛力，近期提出到2030年，零排放汽車銷量要占新車總銷量的50%。

最后說產業結構向高端發展，發達國家最早提出碳排放概念的初衷除了有效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外，也有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目的，因為一個國家經濟起步都需要走過粗放式發展的道路，而粗放式發展就必然伴隨高耗能或者說高二氧化碳排放。從這個角度看，我國主動提出“雙碳”目標其實某種意義上也是為了主動規避發達國家在碳排放領域對我國的壓制，進而提高我國生產的產品的知識與技術含量，減少對能源和資源的過度消耗。當然，需要注意的是，雖然短期我國降低總體能耗和二氧化碳的壓力較大，但也不能過于冒進，近期部分地區加碼“能耗雙控”，不僅會對相關地區的工業產值形成一定影響，還會對居民的正常生活產生不利影響。畢竟“雙碳”目標是實現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循序漸進，不能“一刀切”。

只有正確認識“雙碳”提出背后的深層次含義才能更好地實現新興產業的快速健康發展，才能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才能讓經濟最終實現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