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要實現3060目標還是難度很大、挑戰很大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能源以及產業結構都會發生非常大的轉變。同時因為目前我們的綠電和產業發展的地域是倒掛的，所以在能源結構、產業結構之上，也可能會出現地域經濟格局的重整。

廖天舒認為，如此之大的變革需要政府機構、企業、金融及個人的共創合力才能產生。中央政府主要設計頂層產業發展戰略，同時建立碳交易的體制和法律的基礎框架，地方政府需要承接并解碼這些目標，而企業作為地方經濟的縮影，存在很多不確定性，在企業制定路徑上多了一層困擾。同時，綠色信貸和綠色金融仍存在缺口，且民眾的認知程度還遠遠沒有達到愿意為低碳的溢價付賬。

推動低碳減碳的路程，可以使用四部曲的框架，必須本著企業跟地區自身的情況因地制宜，才能真正制定出切實可行的轉變方式。此外，我們建議要減法跟加法并行，減法是減碳的方案，加法是綠色的業務、綠色的投資，但最終能否落實下去，賦能保障的體系是很重要的。

以下為部分發言實錄：

廖天舒：謝謝主持人，非常感謝財經的邀請。剛才主持人提到在剛剛閉幕的英國的格拉斯哥的COP26，我們確實是一個獨家的咨詢伙伴，明年COP27，我們還會繼續支持。在這個話題上，我們開始的投入是比較早的，十幾年來在全球范圍內積累了差不多1000多個項目和案例的經驗，一開始這些項目主要在歐洲，因為對碳的問題關注比較早，之后上升到全世界的范圍，自從去年9月份，習主席宣布了30、60的承諾之后，國內這方面的需求也非常旺盛。在一年多的時間里，我們在國內在雙碳方面也積累了幾十個項目的經驗，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思路。

首先，3060的目標，壓力和挑戰還是很大的。達峰，李主任也說了，我國有望在2027、2028年達峰，我們認為也是可實現的，但并不代表壓力不大，壓力還是非常大的。因為在發達國家，自然達峰的時候經濟發展的時期跟我們提到的主動達峰的經濟發展時期是不同的。發達國家的自然達峰，差不多人均GDP已經兩萬美元，城鎮化在70%以上，服務業占比是大頭，而且能源分布相對較平均的時候。我們2020年承諾30達峰的時候，我們GDP人均只有一萬美元，而且我們的結構是非常偏煤的，我們的產業結構也是比較重的，我們發展的效率，相對也是比較偏低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達峰還是有一定壓力的。而且從達峰到中和承諾的時間是30年，發達國家的過渡期一般是40到70年，平均也是60年，從達峰到中和，等于我們的經濟體量要用一半的時間達到，強度之達，時間之短，還是挑戰是非常大的一件事。

也是這個原因，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能源的結構，以及產業的結構都會發生非常大的轉變，說翻天覆地的變化可能也不為過，如果2060年碳中和在1.5度的情境下，等于我們要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量下降75%到85%，即便是2度，也是50%到60%。我們碳非常密集的行業所面臨的挑戰是非常大的，能源是這兩面的重中之重，今天我們以發電的能源來講，70%左右是化石能源發電，實現我們的目標，到2050年化石能源作為發電源降到20%，這個轉變是非常非常大的，還不提今天化石能源里的主體是煤，不僅是能源結構的轉變，而且是能源體系、電網體系的改革，碳定價以及科技的突破，幾管齊下才能真正實現這方面的目標。

不僅是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的重組，也會看到我們國家在地域上也會出現重構，因為目前我們的綠電和產業發展的地域是倒掛的，東部地區人口大省和產業大省并不是綠電的大省，反而綠電的可得性較低，所以在能源結構、產業結構之上，我們也會看到有可能地域的經濟也會出現格局的重整。

這么大的變革，真正需要大主體，政府機構、企業、金融、個人的共創合力才能產生這么大的變革。政府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主要在頂層產業發展戰略上做的設計，以及它是制定標準，同時建立碳交易的體制和法律的基礎框架。地方政府需要承接這些目標，并且解碼這些目標，在這個過程中難度還是很大的，我們有幸支持一些地方政府在雙碳的路徑上給一些建議。在這個過程中，首先在認知上還是有模糊的，誰來主導？如何衡量本身就是未確定的，碳排查也出現數字的不全面，口徑的不統一。比如我們為一個一流的城市區域政府做這方面工作的時候發現，本區之內的能耗數據是缺失的，這也造成了比較大的困擾。更重要的是怎么讓經濟的發展和減碳同時精進。

企業作為地方經濟的一個縮影，剛才我說到的困惑和困境，它都存在，同時還有政府政策的一些不確定性，在企業制定路徑上又多了一層困擾。

金融非常重要，我們的估算，在達峰的過程中，每年需要差不多3萬億以上的資金。中和，2050年差不多需要100萬億以上的資金，雖然現在的綠色信貸和綠色金融在規模上已經是領先的，但是剝開看，缺口還是蠻大的，而且金融產品結構非常單一，跟國際標準不完全接軌，而且在融資端，現在我們還是蠻有挑戰的。

個人的參與，中國是非常不一樣的，我們雙碳的目標是自上而下的，發達國家，主要是歐洲，這些目標是非常受到民眾的認同的，是自下而上推動的力量。在歐洲很多民眾，是愿意為低碳買單的，低碳生活方式也是非常時尚的生活方式，中國民眾的認知程度還遠遠沒有達到愿意為低碳的溢價付賬，同時也愿意承受低碳帶來的一些不方便，目前這方面還需要大量的工作。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的經驗是，不管大到政府還是小到企業，推動低碳減碳的路程，綠色發展，我們都是用四部曲的框架，當然這是一個框架，并不是一個標準答案，因為在這個過程之中，不管是地區還是企業，都沒有一個標準答案，必須要本著企業跟地區自身的情況因地制宜，量體裁衣，才能真正制定出切實可行的轉變方式，也就是說如何按照自己的情況發展一個綠色發展戰略的定位。在這之下，我們建議要減法跟加法并行，減法就是減碳的方案，加法就是綠色的業務，綠色的投資，也是要加強的。但最終能夠落實下去，非常重要的要有賦能保障的體系。

怎么說呢？舉一個BCG的例子，在這個過程之中所謂的保障和賦能的體系真的是重中之重，我們承諾2030年在全球實現碳中和，怎么實現呢？全球1500多個合伙人，每一個人分到個人的都有碳賬戶，每個月碳賬戶就會冒出來，當然我也可以上網查，包括我本人，因公的碳排放量，以及我所負責的項目組的碳排放量，也包括我所負責的業務板塊，比如中國區的碳排放量，而且會給到你本月跟上月同比和環比是什么樣的情況，跟目標差距有多大，還有哪些杠桿你沒有及時利用。只有通過這樣解讀現在的賦能保障體系，只有可量化可視的工具，切實可行的實施路線，以及真正能夠投射到業務主體上面的KPI里面和全員的動員才能真正實現減碳的路徑。

對于減法和加法多說兩句，減碳一般是六大杠桿，從技術的成熟到技術的前沿，在企業里面，上千個項目里我們有600個直接涉及到減碳的路徑，我們建立了一個差不多200多個減碳舉措的數據庫，把這些舉措分成六個杠桿，同時對它的技術數據、成熟度和經濟效益做出評估。但這個數據庫是死的，真正用到企業上面還是要活學活用，真正適合企業自身的情況。在減碳的路徑上，最重要的核心，以我們的經驗來說，就是劃出這條減排的曲線，所有能夠減排的舉措，把它羅列，由易到難，由低成本到高成本，它的橫軸是減碳能達到的成果，當然把這個劃出來以后，企業從低成本的先做，難的和高成本的后做。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目前是高成本的，成本有可能降低，目前技術還不成熟，將來也可能變得成熟，所以這條減排曲線是整個減排路徑里的重中之重。

加法，從區域、從政府來講，怎么樣更好的發展綠色的經濟，騰籠換鳥，當然這也需要看這個地區的要素和稟賦，是不是有制造業的基底，是不是有廉價的綠電的資源，是不是有人才的聚集，也決定了是什么樣的綠色經濟或者智能、數字經濟，可以比較好的發展抵消到在減碳過程之中的一些經濟的影響。

對企業和投資者來說，也有不少投資的熱點或者新業務的機會，技術方案已經有了，但還需要規模化的，比如可再生能源、儲電樁、綜合能源管理、植物基，也有的是技術本身還不成熟，但一旦突破影響巨大的，比如碳捕捉、聚碳技術、分子合成等等，給我們帶來了很多新業務和投資的熱點。

綜上所述，我國的3060目標實現還是難度很大，挑戰很大的，但是這個背后也是政府對今后世界經濟的走勢的很大的承諾和預判，尤其是疫情之后，低碳的發展肯定是一個主線，這條主線不僅對人類環境可持續的發展非常重要，也會重塑經濟跟政治的格局。在這條路上，中國一定是以藍海的心態積極應對，能夠成為這條路上的領軍者。

能夠實現這個，不僅是對人類的可持續發展貢獻非常大，也能夠實現國家能源的安全，以及用綠色來可持續的、高質量的拉動GDP的增長。

最后說一下企業，世界大勢，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在企業方面，低碳很可能會代替低成本，成為企業的一個競爭的核心競爭力，如果不及早擁抱，也有可能在這個洗牌里會被淘汰。第二，做遠比想難得多，它的復雜度和技術含量是相當高的。第三，不要喊口號，今天雙碳以及減碳的行業，以及知識積累到今天的程度，政府、資本市場不會簡簡單單認為你喊個口號就會認為你在這上面有所作為。最后，動作要快，因為資源是有限的，不管是綠色的金融，還是碳匯，還是綠電，這些資源都是有限的，而且成本是會上升的。

最后，祝企業能在低碳之路上綠色前行，謝謝！

波士頓咨詢（BCG）中國區主席廖天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