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2020年9月,我國提出爭取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
碳中和的承諾,已經過去了近3年,“雙碳”目標的行動路徑更加清晰。
2023年7月舉行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明確,要處理好“雙碳”承諾和自主行動的關系。一個越來越清晰的共識是,我國承諾的“雙碳”目標確定不移,但達到這一目標的路徑和方式、節奏和力度由我們自己作主,不受他人左右。
“雙碳”目標下,我國的能源轉型步伐加速。據國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長王大鵬介紹,今年上半年,我國可再生能源裝機達到13.22億千瓦,同比增長18.2%,歷史性超過煤電,約占我國總裝機的48.8%。
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給出的數據顯示,我國水電、風電、太陽能發電和在建核電裝機規模均屬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車產銷量連續8年居全球第一,保有量達1310萬輛,全球一半以上的新能源汽車行駛在中國。
黃潤秋說,正是由于我國風能、光伏等再生能源的技術進步和大規模應用,從而大大降低了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成本。2021年,全球太陽能光伏裝機成本較2010年下降約82%,風電裝機成本下降了35%-40%,這不僅推動我國的綠色低碳發展,也為全球的
減排作出了巨大貢獻。
“雙碳”戰略引領的系統性變革正在顯現。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減污、降碳、擴綠、增長”的指導方針,在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曲久輝看來,這意味著生態文明建設從單純的污染控制,到減污降碳協同,對學者來說,研究路徑已然發生重要變化。
曲久輝以流域的治理為例子進行解析,他說,未來可能需要建立流域生態足跡與
碳足跡耦合的系統評估方法。流域尺度上,溫室氣體的排放、碳足跡以及全生命周期變化與不同方式和規模的人類活動密切相關,影響因素極其復雜。自然層面上,考慮溫室氣體對流域生態足跡的影響,需要對生態足跡核算方法進行完善,且二者統一起來建立協同評估方法和調控機制。
“把近零排放和近零污染同時當作環境目標時,環境科學技術的理念、原理、路徑和底層邏輯都將發生深刻的變革和重構。”曲久輝說。
在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看來,我國用了10年時間通過信息公開、數字科技等手段嚴格執法,有效治理了空氣和水質的污染,很多經驗值得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中汲取。
馬軍提到,未來可能需要構建“雙碳”數據的基礎設施,這樣才能助力多方知情參與,開展數據驅動的有效評價,建立責任和激勵機制。
在開展供應鏈氣候行動評價時,馬軍發現,一些企業不僅缺乏相關意識和能力,成本也成為行動障礙。他認為,因此需要推進數字化的解決方案,開發中國企業的溫室氣體核算平臺,希望能形成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的系數庫,形成產品碳足跡的披露和檢索平臺。
馬軍說,大量的企業其實做了核算,但沒有披露,公眾不知道,甚至投資者都很難獲取這些信息,“我們把它收集到一起,像拼圖一樣,能夠看到產品整個生命周期的碳足跡,有利于便捷地開展碳足跡核算和碳數據獲取工作。”
“像大規模監測和發布PM2.5、臭氧這些污染物數據一樣,我們也需要讓社會認知這些‘雙碳’數據,將‘雙碳’指標放在全國一盤棋上看。”馬軍透露,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等相關部門正在推進企業環境信息依法披露,目前碳
市場披露已達40億噸。
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李俊峰表示,在應對氣候變化的減緩措施中,最重要的是調動企業的積極性。在制度安排上,應該為企業可持續發展創造機會,引導企業真正融入到可持續發展的大局里。
在李俊峰看來,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是企業的一面鏡子。每個產品,每項服務,都體現了企業的競爭力、創新力和領先力。ESG并非是給企業增加了負擔,而是企業發揮能動性和創造性的重要機遇。
美國環保協會副總裁、
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秦虎則認為,2035年是美麗中國建設成果的一個重要節點,也是銜接碳達峰碳中和的重要時間段。
圍繞這個節點,秦虎建議,盡快建立協同氣候與自然治理的美麗中國的指標體系。協同推進氣候變化、環境質量與健康、生態保護修復三個維度的指標體系。結合現代技術,搭建多領域的數據監測和信息共享平臺。實現美麗中國建設有關指標的動態監測,提高數據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