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年復一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一樣，有關國際氣候變化談判結果的預測也在年復一年地上演，但不幸的是，自從5年前的哥本哈根大會開始，這樣的預測無一不是以樂觀開始，而以悲觀結束。利馬也不例外。

開幕前后，從東道主到參與國都普遍地對2015年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前的最后一次大會寄予了厚望。這當然也不是空穴來風，畢竟，就在此前的11月12日，中美之間就減排的一些關鍵問題形成共識，并簽訂了氣候變化的聯合聲明，同時，歐洲也做出了減排40%的積極承諾，這些無疑都是利馬的好消息。

不過，令人疑惑的是，到目前為止，在利馬，并沒有多少聲音談及油價這檔事。是有意無意的回避，還是與會代表們認為油價無關氣候變化應對的大局？個中原因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本次氣候變化大會的幾個主要目標，如協議要素、減排貢獻和相關行動等等，都與能源有莫大的聯系，而油價將是一道無法繞開的坎。

長期以來，國際氣候變化應對的主要任務在于減排，但減排的載體是削減石化能源的利用，通過引入可再生能源來改變能源結構。但對于如何理解推動上述減排應對框架和規劃的原因，還有一點卻被一直忽略，那就是：究竟是誰在為這樣的基于能源結構轉變的減排進行“背書”？是我們的碳排放總量控制？抑或是可再生能源的技術進步？還是各國的“決心”？

其實，這些都不是主要的源泉，為此進行背書的主要信心實則是來自于“高油價”。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國際油價基本上呈現出穩定的上揚趨勢，從最低的10多美元/桶一直到最高的150美元/桶，漲幅之大之快都令人對傳統能源的發展趨勢不無擔憂。也正是幾乎在這同一個時期里，國際氣候變化應對的運動浪潮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逐步成長起來。

在這個與“油價”共同成長的過程中，可以發現，油價每每漲至一個高點，便就為氣候變化的應對加足一次馬力：既然傳統能源市場均衡價格逐步走高，那還有什么理由不乘機加速其滅亡呢？同時，在不斷趨高的均衡價格水平上，還有什么比這個更有利于發展零排放和低排放，但同時卻又高成本的可再生能源呢？

所以，在理性的世界里，全球的氣候變化應對中其實沒有革命的浪漫主義，有的仍然只是利益共同體。正是具備了油價走勢的積極背書，才在過去20年里有了“順風順水”的全球氣候變化應對進程，時至今日，盡管在“語言”和“行動”之間還存在不小的距離，但這樣的進程總體上似乎已經無可逆轉，因為一旦理念被接受，行動那也就不遠了。

問題是，現在看起來，油價長期以來對氣候變化應對的背書開始出現某種變化。近期以來，油價一改上漲的慣性，而轉而開始下行，在諸多因素疊加的影響下，至少短期內還看不到油價下行企穩的條件。也就是說，對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而言，很有可能的一個結果是，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全球應對的進程將不再有高油價的陪伴和背書了，這無疑將產生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具體而言，就經濟上，油價下滑對于氣候變化應對進程將至少產生三方面的影響，其中有不利的影響，也有正面的影響。

首先，在能源消費彈性的作用下，油價下滑會加大各國減排的整體壓力，并提高減排的社會成本。

一般而言，減排的首要措施仍在于改善能效，從中我們可以理解在近10年里，各國能效水平普遍得到大幅提高的原因所在，正是因為石油越來越貴，拉高了整個能源市場的平均價格水平，價格變化本身就驅動了消費模式的改變，或者更加節能，或者是采取同樣高成本的能效技術。也就是說，高油價的結果反而是降低減排的成本及其阻力。

反言之，油價出現大幅下滑之后，能源消費的反彈方向自然隨之而改變，節約能源和采用高能效技術變得更加困難，這對于減排不啻是一個巨大的災難。當然，現階段我們還可以用稅收的方式來應付這個災難，但如果油價變得更低了呢？

其次，在能源替代效應的影響下，低油價將延緩石化能源的生存壽命，加大可再生能源的進入障礙。

減排的另一個途徑是改變能源結構，利用具備低排放或零排放特性的可再生能源來替代石化能源，不過，實現這個替代的前提是，可再生能源必須具備相同或類似的性價比。在高油價的條件下，可再生能源通過獲取政府補貼才勉強在與石化能源的替代競爭中獲得一席之地，但接下來呢？從競爭力的角度看，油價下滑的結果不再是石化能源被替代，而是可再生能源將被逆轉性替代，或許政府可以進一步加大補貼的力度，但補貼的通道并不久遠。

最后是一個好消息，受收入效應影響，油價下降等同于提高了居民可支配收入，這倒是可以擴大減排的政策空間，有利于各國在較低的油價位置上推出環境稅、碳稅等減排政策和措施，相對有利地降低推出這些政策的社會政治成本和阻力。譬如，包括中美在內，近期都在討論籌劃推出相關的稅種。

油價下跌對利馬的氣候變化大會究竟是好還是壞呢？從目前情況看，即便存在上述三方面的效應，但這個問題似乎還不足以引起普遍的關注，但假以時日，如果油價繼續下跌，而各種效應又得以發揮出來，那么，受傷的可能不是今年的利馬，而應該是明年的巴黎了。

（李志青/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