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2日，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中國宣布：“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
政策和措施，二氧化
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
碳中和。”
這意味著，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將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強度降幅，用全球歷史上最短的時間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
3年過去，中國行動如何？全球已提出碳中和承諾的150個國家進展如何？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共識是，今年是盤點全球碳中和進展的關鍵期，11月在迪拜舉辦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八次締約方大會（以下簡稱“COP28”）將形成一定結論。近期，清華大學碳中和研究院領銜撰寫的《2023全球碳中和年度進展報告》也試圖給出答案。
碳中和成共識但缺行動
“碳中和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報告領銜作者，清華大學碳中和研究院減污降碳協同控制中心主任王燦說，2023年恰好是盤點全球進展的關鍵時機。
據悉，COP28將首次對《巴黎協定》實施情況進行全球盤點，找到行動與目標之間的整體差距。王燦在撰寫這份報告中多次強調“行勝于言”，他希望報告突破“惟目標論”。
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是，提出碳中和承諾已經成為全球趨勢。而壞消息是，當前行動距全球目標所需仍有較大差距。
“只有目標和過程結合起來，才能真正有力推進《巴黎協定》的履約。”在
北京大學碳中和研究院副院長張海濱看來，針對國家自主貢獻實施情況的國際約束力和獎懲機制較弱，因此國際社會對《巴黎協定》的實施還有很多擔憂，全球盤點就是為了應對這樣的疑慮。
在考慮多種原則的研究模型得出的1540多種排放路徑中，53.8%的國家碳中和目標不符合1.5攝氏度全球溫升控制的要求，37.6%的國家不符合升溫2攝氏度目標的要求。
報告勾勒的政策行動圖顯示，各國在碳中和政策完整性和行動力度上差異較大，南北合作有待加強，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資金承諾也還沒有落實，且71%的發達國家設置了國際貿易壁壘。
王燦指出，氣候投融資是制約絕大多數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落實碳中和行動的重要障礙，發達國家在氣候投融資制度與行動上的領先，并沒有轉化為足夠的國際氣候資金。
“目前，全球每年發達國家出資規模在340億美元左右，即便樂觀估計，2025年的出資規模也不到800億美元，難以滿足1000億美元的資金承諾。”王燦說。據國際可再生能源署估計，到2050年，全球實現碳中和需要約110萬億美元。
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碳中和研究院院長賀克斌強調，應對氣候變化進程中，不能脫離最基本的、不忘初心的原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在已公布相關財政預算數據的國家中，絕大多數國家氣候相關項目預算占總預算比例低于1%。而氣候相關行動預算占比排名前10的國家中有8個是發展中國家。
報告里寫道，“雖然其政府財政預算總規模較小，但是這些國家在能力范圍之內對氣候變化行動給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持”。
全球多數國家還需加速脫碳進程
王燦的研究團隊發現，盡管68%的國家碳排放強度已經開始下降，但各國實現碳中和目標的脫碳程度進展差異較大。目前，僅有8個國家的碳排放強度相對峰值下降了75%以上，有27個國家的碳排放強度依然在上升，主要是亞洲和非洲國家，如果國際社會不采取行動和支持，這些地區未來會成為新的排放熱點地區。
其實，碳中和政策行動與脫碳成效并不完全正相關。報告發現，部分國家碳中和政策與行動排名領先，但脫碳成效相對滯后，有很多發展中國家雖然脫碳成效暫時比較顯著，但政策和行動相對薄弱，能否保持減碳勢頭存在不確定性。
此外，很多國家的碳中和目標缺乏區域和行業級的目標分解支持，具有碳中和規劃的次國家級行為體占比只有25%左右，并且較多規劃只停留在排放總量、強度、削減目標的層面。除可再生能源以外的其他行業，缺乏碳中和的相關目標。
報告呼吁，加速碳中和的進展需要行勝于言，各國應加快區域和行業層面的碳中和目標出臺，并推動資金和技術方面的國際合作，以便支撐全球和國家級碳中和目標的實現。
然而目前，技術的國際合作依然存在壁壘。以培訓和能力建設為代表的“軟性支持”過高，真正的硬技術轉讓占比偏低，尤其在
節能、可再生氫和CCUS（碳捕集、利用與封存技術）等領域。
賀克斌表示，技術壁壘的出現推遲了技術缺口的彌合，抬高了
減排成本。“綠色技術不應有其他的壁壘，大家應該趕緊團結起來。”
低調減排者的行動
根據全球197個國家在目標、成效、指標上的得分情況，報告把197個國家分為：目標高、成效高的氣候能力者；目標高、成效低的轉型蓄勢者；目標低、成效高的低調減排者；目標低、成效低的低碳成長者4個類型。
中國被歸為“低調減排者”國家。在碳中和政策-行動平均得分排名中，中國位于全球第5。在發展中國家中，碳中和技術綜合實力最強的也是中國。其申請專利數目約占全部發展中國家申請數量的14%-70%，占比最低的技術是生物燃料，占比最高的技術是電動汽車。
值得注意的是，在“低碳成長者”類別下，有美國、澳大利亞、以色列3個發達國家，盡管美國和澳大利亞在政策和行動得分均位于全球前50，但國際合作得分均位于全球后10位，表現遠不如其余發達國家。
這份報告還特別關注了新興發展中國家，作為“低碳成長者”，以東非地區為代表的新興發展中國家正處于工業化的初期，GDP和碳排放增長雙高，很有可能成為全球下一個碳排放的主要增長點。
“盡管這些地區有豐富的可再生能源稟賦，但它們迫切需要來自資金和技術方面的合作與支持。”王燦解釋說，這些國家一方面還沒有形成對化石能源的路徑依賴，有希望走上低碳發展之路。另一方面的現實是，它們的新能源發展還處于起步階段，技術類型比較單一，雖有明確的戰略目標和支持政策，但技術進展微弱，遠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
團隊在查閱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公開信息時發現，關于這些國家獲得國際資金援助，用于開展低碳轉型、制度建設、技術發展方面的信息極度匱乏，“這也說明這些國家存在較大的氣候資金缺口的同時，非常缺乏對氣候資金信息的披露”。
報告還指出，全球碳中和行動的進展在技術和資金方面都缺乏公開有效的數據庫，在數據可得性、透明度和可驗證性上存在瓶頸。需要建立公平、透明、可信的數據庫，為碳中和轉型提供自下而上的科學與事實支撐。
這些發現是中國視角的體現。作為該報告最初的倡議者，全國人大環資委委員李高坦言，“對于氣候變化，這個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對全球和中國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全球性重大議題，帶著中國的理念和視角的報告不能缺席，而且應該占據重要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