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實現，需要生產方式、生活模式、消費樣態等方面的系統性變革，以及一系列國內法革新提供支撐。環境法典可能成為新時代的第二部法典，強調以高水平保護促進高質量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的實現，是集中回應“雙碳”目標的最優解。在當前《清潔生產促進法》《節約能源法》等單行法配合乏力、《氣候變化法》《能源法》等法律暫缺的情況下，環境法典將為實現“雙碳”目標提供法律上相對完善和集中的保障。

　　“雙碳”目標需要立法系統回應

　　在立法上，系統回應“雙碳”目標須做到以下幾點：一是理念目標上須分段處理環境與發展的關系，解決立法目的碎片分散的問題；二是核心內容上須科學架構涉碳公權和私權，解決涉碳事權結構相對固化的問題；三是責任分配上須合理均衡涉碳多元主體間的責任形式，解決涉碳責任主體較為失衡單一的問題；四是運作機理上須整體聯動涉碳執法與司法的銜接，解決聯動機制片面乏力的問題。

　　上述內容涉及諸多法律部門，作為污染控制、自然生態保護、綠色低碳發展、生態環境責任等集大成者的環境法典，將是最佳的系統方案“供應商”。首先，法典化的方式旨在解決生態、環保、能源領域立法分散的困境，將立法目的、基本原則、監管體制、主要制度等共識在法典中予以固化，并將相對特殊、變動頻繁的規則置于單行法之中，以實現立法的定向聚焦。其次，法典化可回應環境法作為領域法學所兼具的公私屬性，有助于厘清用能權、碳排放權、碳交易監管權等多種權利（力），在碳的產生和消解等流程中進行公權和私權的科學安排，從而實現前端的資源、中端的能源以及后端的氣候變化所涉事權的優化配置。再次，環境法典可運用復合多重的責任形式，來促進多元主體共同參與涉碳治理，避免傳統思維中片面強調企業行政法律責任的傾向。最后，環境法典將為嚴格執法、公正司法提供規范基礎，特別是通過“生態環境責任編”的規定，為廣義的生態環境執法與司法提供法律適用的準則、依據和參考，以此促進涉碳執法與司法的高效聯動。

　　“綠色低碳發展編”集中回應“雙碳”目標

　　整體上，環境法典將對“雙碳”目標予以關注和回應。在法典內部，“綠色低碳發展編”可集中體現環境法的價值功能和作用機理的最新演化。傳統的環境法專注于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兩類問題，在法典化的過程中，主要體現在“污染防治編”和“自然生態保護編”。然而，二者僅針對傳統環境問題，對于“雙碳”目標因應不足，“綠色低碳發展編”因此應運而生。它以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相較于前兩者強調“限制”破壞環境，更加注重如何實現“發展”，并在可持續發展的自然、社會和經濟等多維屬性的追求上，與污染防治和生態保護制度實現動態互助。

　　“雙碳”目標對于行為主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不能污染環境導致損害后果的發生，也不能破壞生態導致自然生態的失衡，還不能“得過且過”“過于自私”，須清潔生產、低碳消費、綠色流通。這種要求將體現為“綠色低碳發展編”的規范意義：短期來看，它限制了人的碳排放等行為；中期來看，是為了社會和經濟結構的調整與再造；長期來看，則是為了實現人的真正自由而全面發展。在具體制度設計上，“綠色低碳發展編”也要與“污染防治編”和“自然生態保護編”有所不同。“污染防治編”和“自然生態保護編”強調公民環境權利，并輔之以國家環保義務；“綠色低碳發展編”則強調公民的綠色低碳義務，并輔之以國家的綠色低碳責任。由此，為了平衡私權與公權，“綠色低碳發展編”須廣泛運用倡導性、鼓勵性、柔性的手段，否則可能會因為過于強調正向效益的增進，而對行為主體要求過于苛刻。

　　各分編對“雙碳”目標的規范表達

　　環境法典對于“雙碳”目標的規范表達，須尊重如下判斷：第一，在環境法典中體現“雙碳”目標是一個系統工程，每個分編都無法缺位，甚至每個條文都要不可避免地具有“雙碳”色彩。第二，既然“雙碳”無法缺位又無處不在，那么最好的辦法是“無形勝有形”，即編、章、節、條文等不必冠上“雙碳”的帽子，只要符合法典編纂初衷、制度設計科學即可。第三，從功能主義的視角來看，法典的各分編規范應當相對聚焦，有所側重。

　　在集中體現“雙碳”目標的“綠色低碳發展編”中，可作如下規范表達。第一，以涉碳活動控制調整為邏輯主線，具體設計本編的相關規范。重構和優化“生產—流通—消費”的基本流程，既要從結構上優化碳承載形式的各要素、各環節之間的立法協調問題，又要從內容上對經濟制度各環節嵌入“清潔化、低碳化、資源化”的義務。第二，在涉碳活動控制調整的規范邊界上，以“碳源”優化、“碳流”控制與“碳匯”強化作為本編的核心內容。目前溫室氣體排放居高不下的原因，不僅在于能源供應結構和生產生活利用結構的不合理，也在于健康良好的生態系統的碳匯能力嚴重不足。因此，既要通過傳統化石能源開采的適度控制與可再生能源、清潔能源開發的鼓勵倡導，進一步優化能源結構，從而優化“碳源”；又要圍繞經濟產品的生產—銷售環節、購買—消費環節、棄置—回收環節進行“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義務嵌入的規范構造，降低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強度與排放總量，從而控制“碳流”；還要設計法律規則明確各類生態系統的碳匯能力，根據對碳匯能力保護、碳匯市場交易、碳匯金融等領域進行一定的規則建構，從而強化“碳匯”。第三，堅持“先總后分再總、先國內后國際、先既定后未定”的理念，以“清潔生產（前端）—綠色流通（中端）—低碳消費（后端）”的經濟閉環為基本思路。由此，可以設計一般規定、清潔生產、綠色流通、低碳消費、綠色能源、氣候變化應對、國際合作等章節。第四，充分回應“雙碳”目標的前瞻性，設計適度超前的條文，規定綠色物流、新興再生資源加工利用、可再生能源消納能力建設與保障、節能審查、綠色金融、碳普惠制度、碳匯能力建設、碳排放配額等新型制度。

　　與此同時，在“總則編”“污染防治編”“自然生態保護編”“生態環境責任編”等編中，可作如下規范表達。首先，在“總則編”的基本原則、公民環境權、環境標準、監管體制等條文中，可充分體現綠色低碳發展的內容，如綠色低碳義務、碳排放標準、碳監管體制等。其次，在“污染防治編”的污染防治規劃、污染稅費等制度中，可通盤考慮清潔生產、工業農業林業等領域的循環利用、開征碳稅與否等制度要求。再次，在“自然生態保護編”的礦山開發保護、生態補償、林業碳匯等制度中，可系統考慮碳源優化、碳匯的多重類型等內容。最后，在“生態環境責任編”中，可為多元糾紛解決、不同責任銜接等問題提供一般性規則，并相對審慎地考慮綠色低碳發展相關的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