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們正處在新一輪能源革命的開端
第一次能源革命始于遠古時代的鉆木取火，人類從此告別愚昧，從原始文明邁向農業文明；第二次能源革命開始于18世紀60年代，瓦特發明蒸汽機標志著人類從“薪柴時代”進入“蒸汽時代”，對煤炭的利用帶來了人類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及生產力水平的躍升，人類從此進入化石能源時代，后續內燃機的發明及天然氣勘探
運輸的突破又繼續推動了從煤炭轉向石油天然氣的能源結構轉變；第三次能源革命則來自人類對電能的利用，1831年英國科學家法拉第發現電磁感應現象，發明了第一臺發電機，1879年愛迪生發明了碳絲電燈，1882年德普勒首次實現遠距離輸電，愛迪生在紐約建成了第一座發電站，同年中國第一臺12千瓦發電機將15盞燈在外灘點亮，
電力的普及推動人類進入第二次工業革命，電氣時代社會生產力和人類文明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如今我們正處在第四次能源革命起步階段，為了實現人類社會能源可持續供應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目標，在這一階段，光伏風電等可再生能源將成為主體，將逐步替代傳統化石能源，低碳清潔化、高度電氣化、智能互聯化是本輪能源轉型的主要特征。
最早關于新一輪能源革命的討論來自上世紀末，由于社會經濟發展對化石能源過度依賴，能源資源面臨逐漸枯竭的危險，同時大量
碳排放也導致溫室效應日益加重，極端天氣頻發，國際社會一致認為需要采取緊迫且強有力的國際合作以應對氣候變化。1992年世界上第一個應對全球變暖的國際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誕生，1997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3通過的《京都議定書》是人類歷史上首次以
法規形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2015年
COP25通過的《巴黎協定》則為2020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作出安排，并設定了本世紀下半葉全球實現凈零排放*的目標。
中國作為全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碳排放最多的國家，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9月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就中國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向國際社會作出了莊嚴承諾，中國將力爭二氧化碳凈排放量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縱觀全球各國碳中和目標，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碳排放就已經達到峰值，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有50-70年過渡期，而中國需要在30年內實現“達峰-中和”的宏偉目標，時間緊任務重，意味著中國低碳轉型力度將遠超其他國家。
3、挑戰與機遇并存，中國全面響應碳中和的底層邏輯是什么？
一是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確工業革命以來的人類活動導致地球氣溫異常地快速上升，這已經是主流科學界的共識，根據美聯儲全球化研究所，若不采取氣候行動，到2100年全球氣溫將上升3.7℃，屆時全球年度人均GDP可能會損失7.2%，意味著如果放任全球變暖，本世紀末的人類每年都要面對嚴重的經濟損失。
二是爭取全球氣候治理話語權。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在全球樹立了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起到了很大的示范作用。反觀西方國家早在09年哥本哈根COP15承諾的2020年之前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至少1000億美元氣候援助，卻至今沒有完全兌現。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角色，正在從參與者到貢獻者再到引領者轉變。
最重要的是，實現能源自主可控。另一方面堅定推動碳中和轉型也是出于對中國能源安全的考量，在國際形勢風云突變的背景下，中國作為制造業大國，要發展實體經濟，必須實現能源自主可控。2023年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超過國際公認的50%的安全警戒線，達到70%以上，天然氣對外依存度超過40%。能源低碳轉型不僅是中國的大國擔當體現，更是調整能源結構的歷史契機，所以碳中和最核心的底層邏輯是“能源的飯碗必須端在自己手里”。
4、實現雙碳目標，能源是主戰場，電力是主力軍
能源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命脈，也是中國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來源，2020年中國能源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社會總排放量約87%。分行業看，電力熱力行業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比最高，2021年占比約51%。2022年中國終端電氣化率約26.9%，未來隨著電氣化率的增長，電力行業對中國碳排放總量的影響將不斷提升。可見在雙碳目標的實現進程中，降低電力系統碳排放，新型電力系統建設是重中之重。
5、高比例新能源電力系統建設，賦予電力體制改革新的使命
新型電力系統最顯著的特征在于電源側新能源對化石能源的大規模替代，2022年中國風光合計裝機容量和發電量占比分為29.6%和13.4%，到2060年新能源將成為發電主體，我們測算屆時中國風光合計裝機容量和發電量占比將分別達到74.8%和63.7%。想要實現這一目標，電力工業在投資、生產、運輸、消費、監管等環節的體制機制都需要發生根本性變革，正所謂“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