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四五”時期設立碳排放總量控制指標及相應制度，取代現有的能源消費總量控制指標。

▲能源消費總量控制的關鍵就是控煤，用碳排放總量控制代替能源消費總量控制，不僅可有效降低煤炭使用增量及其占比，且不限制清潔能源、尤其是零碳能源的增長。

▲目標確定后，根據實際情況分地區實施“碳排放增量總量控制”和“碳排放減量總量控制”相結合的方式。

▲針對特定區域和行業，按照經濟發展階段、結構調整、技術升級、能源替代潛力、空氣質量和大氣污染控制要求等因素，采取分階段逐漸趨嚴的政策部署。

歷經6年時間醞釀、7大試點運行，全國統一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下稱“碳市場”）于2017年12月宣布啟動。作為我國應對氣候變化、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履行國際減排承諾的重要手段，全國碳市場一經亮相便受到世界矚目。

如今1年多過去，全國碳市場建設進度如何？其在碳減排方面起到了哪些推動作用？面對近期有質疑認為，我國煤電裝機過多影響“減碳”目標，現實狀況又是什么樣的？帶著問題，本報記者獨家專訪了一直關注此項工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副院長王毅。

在王毅看來，碳市場作為有效降低減碳成本的經濟手段，雖然得到許多專家推崇，但實際上，全球范圍內鮮有成功的案例。正在啟動的中國碳市場將是現今全球最大的碳市場，對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而言意義重大，也是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舉措。因此需要充分吸取以往的教訓，明確方向和路徑，穩健起步，完善制度，不斷創新，應對風險，循序漸進，兌現承諾。宣布啟動全國碳市場可謂“跨出一大步”，但同時，推進過程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總體來看，碳市場發展的時間表、路線圖和優先序至今仍不十分明確”。

王毅認為，盡管宣布啟動已有1年多，由于政府應對氣候變化職能轉隸等原因，全國碳市場建設進展有些滯后，制度設計等基礎設施仍不完善，各利益相關方也未達成充分共識。

從技術角度看：一方面，目前尚未出臺有關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管理條例、指導意見等相關制度，頂層系統設計不夠清晰，利益相關方責任不明確，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具體工作的開展；另一方面，碳市場本身也需一套完整體系予以規范操作，涉及碳排放及碳資產的統計核算、初始配額分配、履約及監管等各方面工作，并要構建申報、注冊、交易、結算等系統。“碳市場屬于一個‘人造’市場，并非完全靠自由交易就能實現減緩目標，因此不僅要讓市場正常運行，還須附加相關的配套政策作為引導，包括總量控制和碳價調控等，同時加快能源市場改革和提高治理能力，才有可能助力長期減排目標的實現。”

結合現狀，王毅認為，全國碳市場從宣布啟動、市場基礎設施建設、上線試運行、再到實現交易，需要一個過程。為了確保成功，成熟一步就向前邁一步，不應急于求成，“即使正式運行，如何保證交易量的活躍度、碳價走向及履約，也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此外，針對近期有質疑認為，我國煤礦產量仍在增加、煤電裝機容量上升，導致應對氣候變化壓力加大，有可能影響“減碳”目標等觀點。王毅回應稱，能源結構轉變是一個長期過程，轉型期的消費波動是正常的，即使我國碳排放達峰也將經歷一個平臺期。但無論如何，通過采取煤炭消費控制等一系列措施，我國碳排放快速增長的局面實際已有初步扭轉。2018年，盡管全國煤炭消費量同比增長1%，但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比例降至59%，“這也是該比重首次降到了60%以下，說明我們的用能結構逐步完善、能源利用效率在不斷提高、碳排放強度進一步下降。”

王毅同時指出，我國對煤炭消費的控制力度從未減弱，但作為發展中國家，考慮到經濟社會發展、用電需求增加及大比例可再生能源提升門檻等因素，因此，現階段出現的波動是可以理解的。“不應只盯著煤炭消費總量一個指標，可再生能源替代也不是僅靠簡單的價格、補貼就能解決，其涉及到智能電網、儲能技術、分布式能源系統、多能互補、新能源開發等能源體系的升級改造，需要2.0版的更加全面的可再生能源發展政策。也就是結構性變化需要相應的結構性創新政策作為支撐，但可以肯定，減少煤炭消費和綠色低碳的能源結構轉變是大勢所趨，只要保持戰略定力、力度和節奏，相信我們極有可能在2030年前實現碳排放達峰的目標。”

“總之，碳市場不是一副能夠快速起效的靈丹妙藥，其建設發展涉及多部門、多行業、多區域協同配合，覆蓋社會經濟從生產到消費的全過程。而能源轉型不會一蹴而就，這是一項需要不斷完善的系統性工作。”王毅如是說。

 與能源市場相輔相成 

針對上述制約，下一步工作如何開展？王毅認為，全國碳市場建設與能源市場相輔相成，可協同推進。以此為基礎，還可在“十四五”時期設立碳排放總量控制指標及相應制度，取代現有的能源消費總量控制指標。通過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穩健推動全國碳市場的建設運轉及減碳目標的實現。

“為實現2030年碳排放達峰目標，未來的經濟和能源轉型路徑現已基本清晰。實際上，能源消費總量控制的關鍵就是控煤，用碳排放總量控制代替能源消費總量控制，不僅可有效降低煤炭使用增量及其占比，且不限制清潔能源、尤其是零碳能源的增長。同時也給地方政府更多選擇空間，在控煤和發展可再生能源之間尋求平衡，激勵地方政府提高可再生能源消費比重，同步實現能源結構調整和綠色轉型。”王毅稱。

具體而言，這究竟是一套什么樣的制度？王毅解釋，以碳排放總量控制為基礎，建立新階段溫室氣體減排制度，完善相應的測量報告核查體系，促進產業、能源、交通、用地結構的綠色轉型。其目標制定，可與國家已有能源、環境約束性指標任務的分解考核有機結合，根據潛在經濟環境發展目標進行估算，并通過GDP增長、能耗強度、碳強度及其變化率等指標劃定碳排放總量的大致范圍，避免增加行政成本、確保政策實施效果。

“目標確定后，根據實際情況分地區實施‘碳排放增量總量控制’和‘碳排放減量總量控制’相結合的方式。針對特定區域和行業，按照經濟發展階段、結構調整、技術升級、能源替代潛力、空氣質量和大氣污染控制要求等因素，采取分階段逐漸趨嚴的政策部署。”王毅舉例稱，比如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處于后工業化發展階段的地區，有些已率先提出2020前后排放達峰、煤炭消費總量負增長等目標，就可優先實施減量控制；在中西部欠發達區及“十四五”時期無法達峰的行業，排放總量仍可能繼續增長，則可采取碳排放增量總量控制。

“對于長期目標而言，最初階段并不一定立刻達到很高水平的量化控制，而可通過‘十四五’規劃逐步向碳排放的絕對量減排過渡，尋找新思路和替代方案，為實現2030年目標的最后10年工作打好基礎，并為2030-2050年中長期總量下降做好準備。”王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