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民眾對氣候保護一直保持較高關注度。圖為2019年1月25日（星期五），德國首都柏林，參加呼吁重視氣候變化問題的國際性罷課活動“Fridays for Future”的數千名德國中學生聚集在聯邦經濟部附近。

當前，德國和歐洲都在開展關于二氧化碳定價的討論。

歐盟擬在針對能源制造商和工業界的碳排放交易機制上擴大適用范圍，以增強減排效果。2019年4月10日，德國政府新成立不久即組建的“氣候內閣”召開第一次會議，該內閣由默克爾總理、總理府部長和六位聯邦部長組成，具體涉及環境部、交通部、農業部、經濟部、內政部和財政部。“氣候內閣”的目標是，籌劃“在具有約束性的法律框架內貫徹2030年氣候保護規劃，實現氣候保護目標”，即為年底計劃制定的“氣候保護法”掃平道路。自此，關于二氧化碳定價的討論再次在德國變得激烈起來。

德國政府已經意識到德國實現氣候目標的任務非常嚴峻，因為去年政府正式宣告，2020年氣候保護目標的實現已告失敗，而到2030年，德國必須相比1990年減少55%的碳排放，德國離該目標相去甚遠，如果不迅速采取果斷的行動，德國肯定無法實現能源轉型和氣候保護的目標。用二氧化碳定價的方式推進氣候目標的實現意味著兩種途徑：碳交易或者征收二氧化碳稅。聯邦環境部長斯韋尼婭?舒爾策（Svenja Schulze，社會民主黨）明確主張后者，默克爾總理對這一主張保持距離。而基督教民主聯盟（基民盟）新晉主席，素有“小默克爾”之稱的安妮格雷特?克蘭普-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明確表示反對征收碳稅，從而支持第一種途徑。德國兩大執政黨（基民盟與社民黨）之間和兩黨內，執政黨與反對黨之間，以及企業聯合會、環保組織等之間，關于是否征收碳稅展開了激烈的討論。

主張征收碳稅的環境部長舒爾策和綠黨人士認為，應該針對產生二氧化碳的生產、服務和消費的行為征收碳稅，這是抗擊氣候變化、保證現有生活水平必須采取的行動。碳稅是面向全民的一種消費稅，特別是對汽油、燃油、燃氣和燃煤必須加強征稅，提高相關消費費用。要讓消費者和生產者真正感到錢袋子疼，就能迫使他們改變相關消費行為。

碳稅的反對者則質疑碳稅對節能減排的實際效用。其實，德國人對采用稅收來調節消費行為的做法并不陌生。整整二十年前，德國在紅綠聯盟執政（社民黨和綠黨聯合執政）時期引入了“生態稅”，初衷是減少能源消費，減少碳排放，同時平衡巨額的社會支出。根據德國經濟研究所（DIW）專家2019年3月發表的最新研究結果，德國征收“生態稅”二十年來，“從環境政策角度來看，是失敗的”，因為針對不同能源的稅基太低，無法產生長時期減少能源消費的作用。

碳稅的反對者因此提出另一種碳定價方式，即通過碳排放證書的交易來提高碳排放的成本，以達到節能減排作用。這個方法是歐盟一直以來采取的方式，不過由于長期以來碳排放證書過剩，碳價格過低，實際減排效用有限。基民盟和另一重要政黨自由民主黨（自民黨）認為，如果將碳交易的范圍擴大到供熱和交通領域，或能改善減排效果。

碳稅支持者表示，德國“生態稅”過去二十年的實施效果不佳并不能否定碳稅這種工具，而是必須改革“生態稅”，提高對二氧化碳的定價，基本原則是碳排放越高，繳納稅費也應該越高。

國際上碳稅的支持聲音增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日前表示贊同通過對二氧化碳征稅抗擊氣候變化，認為征稅是“最行之有效的工具”。

總得說來，碳稅對節能減排是否有效不能一概而論，這取決于如何制定具體的征收方案和如何定價。

基民盟和社民黨作為執政黨，它們對征收碳稅的態度對該政策的實施勢必產生直接影響。基民盟到目前并沒有一個非常統一且清晰的立場。總理默克爾一方面表示出疑慮，另一方面又表示“可以想象”。而黨主席克蘭普-卡倫鮑爾則明確表示反對，她認為碳稅增加了“小人物”的經濟負擔，增加了社會的不公平，其他基民盟黨員則將碳稅視為增加稅收的手段而表示反對。社民黨雖然整體贊同碳稅，但不論環境部長還是財政部長都表示，碳稅方案只能在不給民眾增加額外負擔的前提下才能采用。

鑒于法國黃馬甲抗議運動的教訓近在眼前，德國政府非常重視碳稅在民眾中的接受度，如果碳稅引發中低收入人群的不滿，不僅將造成部分民意對氣候保護的反感，而且其不滿情緒極有可能被持右翼立場的民粹政黨“德國新選擇黨”（AfD）利用，從而對社會的穩定和執政黨的地位產生威脅。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預計到2030年，德國每噸碳價格為30歐元，德國的煤炭價格可能提高88%，燃氣費用增加27%。如果無差別征收碳稅，最受影響的將是低收入人群。另外，氣候問題同時本來也是社會問題，根據德國聯邦環境署的數據，高收入家庭帶來的碳排放一般明顯高于低收入家庭，他們所承擔的環保責任也應該有所不同。

針對這一問題，社民黨提出，可以仿效瑞士碳稅的做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瑞士自2008年開始對化石燃料征收稅費，每噸二氧化碳價格約為80歐元。三分之二的碳稅收入通過醫療保險補貼等方式直接返還給民眾，另外三分之一用于促進住房的隔熱保溫改造。社民黨表示可以將稅收通過所謂的“社會平衡措施”返還給民眾，防止給部分民眾帶來過重經濟負擔，或者產生新的社會不公。

德國的“生態稅”雖然在減排方面沒有產生效果，但是在財政和社會政策方面“獲得了成功”，生態稅每年給德國政府帶來200億歐元的收入，這筆錢被用于補貼德國的養老保險。根據德國經濟研究所專家計算，生態稅使得德國養老金繳納基數減少1.2%，養老金收入提高1.5%。

所以說，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踐，國家通過特定的平衡措施，可以將征收碳稅對低收入人群的負面影響減少到較低限度，并且通過穩定的收入建立穩定的投資框架，定向給個別行業（如房屋能效改造）甚至所有行業帶來經濟刺激，從而共同實現減少碳排放的目標。克蘭普-卡倫鮑爾領導下的基民盟部分黨員之所以反對碳稅，但支持碳交易，除了公開表示的對社會不公平擔心的原因，還有另外的原因，也就是綠黨批評克蘭普-卡倫鮑爾時所說的，她“向經濟界彎腰”，“將經濟看得比氣候保護重要”。

為了真正實現國際和國內減排目標，同時保留氣候保護先行者和環保先鋒的國際名聲，德國必須刻不容緩，采取氣候保護措施。這一點已經在政府和專家以及環保組織甚至民眾之間形成較為廣泛的共識。

由于去年夏天的高溫，德國民眾對氣候保護一直保持較高關注度，德國中學生也加入到名為“Fridays for Future”（星期五為未來）的國際性學生運動中，以周五罷課的方式表達他們對氣候保護運動的支持。德國電視一臺最新的民調顯示，81%的民眾認為德國在氣候保護方面的行動需求非常大，85%的人認為如果不改變生活方式就無法阻止氣候變化。但是涉及具體措施時，三分之二人反對征收碳稅或類似繳費手段。德國政府和民眾對待碳稅的態度非常相似：抽象層面，都認為氣候保護是緊迫議題，而在實際操作層面，對具體措施往往持批判態度。

在歐洲議會大選（5月23至26日）前夕，德國國內開展這樣的討論也將對各黨派支持率帶來一定的影響。基民盟和自民黨不愿以“加稅黨”的身份進入下一輪大選；綠黨想保持本色，爭取長期取代社民黨第二大全民黨的地位；社民黨不愿在與基民盟的聯合執政中繼續妥協，削弱本黨力量。

德國環境部長則不愿繼續等待歐盟方面的表態，將于7月17日向德國氣候內閣提交一個具體方案供討論。氣候內閣最終將決定德國是征收碳稅，還是采用其他形式的碳定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