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表現備受矚目。根據生態環境部公布的最新數據，相比2005年，2018年單位GDP碳排放下降約45.8%，提前完成到2020年下降40%-45%的目標；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4.3%。由此，碳排放快速增長的局面已有扭轉，經濟增長和碳排放脫鉤的趨勢也初步顯現。

一邊是成效初顯，一邊卻存在波折。如何保持已有的成效不反彈？下一步又如何繼續發力？能源基金會中國總裁鄒驥近日在“中國城市碳達峰和低碳發展研討會”期間給出了回答。

能源基金會中國總裁鄒驥

“2017-2018年，我國煤炭消費出現反彈，二氧化碳排放也有上升。對于碳排放短期出現波折，我認為不必為此大驚失色。”鄒驥坦言。

      在鄒驥看來，溫室氣體排放、能源機構調整與經濟社會發展密切相關。“一方面，我們不能只看短期現象，至少應以3年平均水平作為判斷依據。而從2012-2013年起，我國化石能源、特別是由此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實際已逐漸走入平臺期，由快速增長過渡到增速降低，且近年一直表現平穩。”

      “另一方面，在前進中有升有降。我認為，即便有曲折也是正常的，且這些波動都是在可控幅度內。關鍵要弄清，波動從何而來？”鄒驥指出，伴隨產業結構調整，水泥、陶瓷、玻璃等傳統能耗“主力軍”，實際用能量均已減弱。無論從產品產量，還是需求看，這些高耗能行業都很難再發生大的“飛躍”。這意味著，煤炭消費的驅動因素改變，碳排放的傳統“動力”在減少。

      相比之下，一些新興用能大戶嶄露頭角。“比如，電動汽車、空調等用量逐年提升，成為電力消耗新推手。還有一些過去‘不顯山不露水’的行業，也正在帶動能耗大大增加。比如，數據中心的電力消耗。”鄒驥舉例，“為支撐電力增長，除了可再生能源之外，我們只能依靠煤電。這也是為何煤炭消費重新漲了起來。”

      “不可否認，碳減排壓力尚存。但這是前進道路上的正常曲折。”鄒驥稱。

如何應對波動？鄒驥認為，在可再生能源不足以完全支撐電力需求的情況下，煤電當前地位尚存。

      “我從不贊同限制用能。控制溫室氣體、控制污染排放，也絕不代表要抑制能源消費，而是要有效率、不浪費地使用能源。”鄒驥表示，面對巨大的需求空間，既要發揮非化石能源的力量，發展可再生能源是當務之急，也要充分挖掘煤電機組的潛力，用好空閑、過剩的發電小時數，而不是依賴新增裝機容量。

      同時，治理也要講究重點，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在鄒驥看來，散煤污染強度是電煤的10-15倍，減排成本卻遠低于電煤，理應繼續作為治理重點。“而且，散煤治理與‘打贏藍天保衛戰’的目標高度契合。我們完全有信心，在治理大氣污染的過程中，同步實現控制溫室氣體排放。”

      鄒驥進一步指出，無論從體制、法規、政策等理論，還是技術路線、監督管理等實踐層面，“協同治理”都是趨勢所在。“尤其是應對氣候變化職能轉隸生態環境部后，原本不同的系統、分割的部門實現統一，治理目標也走向協同。”

      以燃煤電廠為例，在一系列先進技術的推動下，其污染物排放明顯減少、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甚至接近燃氣電廠水平。但同時，已有治理手段卻未充分挖掘碳減排的潛力，如何產生“雙重效應”值得思考。“包括重化工、柴油車等污染源在內，它們產生PM2.5、氮氧化物、VOCs等局地污染的同時，也是二氧化碳的主要貢獻者。站在能源消費角度，溫室氣體減排與空氣質量達標同根同源，需引起足夠重視。”鄒驥稱。

“青山綠水就是金山銀山。然而，青山綠水不會自然變成金山銀山，需要經過一番艱辛的努力過程。”

      下一步，具體怎么做？鄒驥給出他的看法。 首先，技術是核心要義。“實際上，不止是二氧化碳。未來，越來越多的溫室氣體應一并考慮在內。而要實現多因子管理，關鍵是找到優化的技術。這是難點，也是最終決定能否形成協同效應、走好減排路徑的關鍵所在。”鄒驥表示。

      其次在執行層面，要特別重視城市的力量。鄒驥指出，2010年，城市碳排放約占全國排放總量的60%；到2030年，這一比例還將升至80%。“抓住城市這個龍頭，也就抓住了控制排放的主體。可以說，城市達峰排放，有力支撐了中國乃至全球的綠色低碳發展。”

      “除了宏觀層面，我們也要進一步聚焦，因地制宜進行治理。”鄒驥表示，“我國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集中在東部經濟帶，西部地區占比僅有13%左右。而在東部，排放前名60位的城市，其排放量又占到全國總量的一半左右，這些城市無疑將成為治理的重中之重。”

      結合現狀，鄒驥建議，城市協同管理既包含規劃、戰略、愿景等理念協同，也要協調管理體制、政策法規、機構部門等工具協同，涵蓋發改、能源、環境、氣侯等各方面工作。“尤其作為城市主管部門，要不斷完善自己的能力建設，在實踐中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