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近9年來，江蘇省蘇州市各級政府已投入生態補償資金85億元，補償水稻田104萬畝、生態公益林29萬畝、濕地村165個、水源地村64個、風景名勝區9萬畝，城鄉環境得到改善，村級經濟也得到充實和發展。

“落其實者思其樹，飲其流者懷其源。”實施生態補償，合理分擔生態保護成本，是共同促使生態長久保持健康狀態的應有之義。

就當前生態環保形勢任務來看，持續深化生態補償，助力污染防治攻堅戰向縱深推進，仍有一些問題亟待研究解決。比如，生態補償標準的科學性、合理性還不夠。由于各地政府財力不同，加上補償測算相對復雜等因素影響，個別地區往往不顧生態服務價值、彼此補償意愿等因素，拍腦袋粗略匡算補償標準，導致獲得的補償額度與生態保護的實際支出存在明顯差距。

再比如，市場化、多元化生態補償機制尚未形成。很多地區的生態補償仍局限在貨幣補償的層面，高科技產業、生態旅游等方面的項目補償較為鮮見。同時，生態補償的資金來源，仍以政府財政支出為主，企業或公眾的自覺性不高，參與度較低。

此外，生態補償的涵蓋范圍仍然偏窄。目前生態補償基本在河流湖泊上下游之間實施，而對于森林、草原、濕地、荒漠、海洋等重點領域的生態補償，研究還不夠深、方法還不夠活、進展還不夠快。

生態補償具有全局性、系統性和長期性，涉及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等多個方面。亟待堅持問題導向和效果導向，探索創新、積極作為，在通盤籌劃、平衡利益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協調推進生態補償的相關舉措，逐步建立起公平公正、行之有效的生態補償格局。對此，筆者有3方面建議。

一是生態補償對象要堅持多層面。補償對象不能僅限于政府與政府之間，還要對貢獻較大生態價值的企業、集體和個人進行適當補償，以此調動更多力量，積極投身生態環境保護。對于補償額度的確定，要以社會承受最大限度為補償上限，以保護環境基本支出為補償下限，充分考量區域發展階段、補償承受能力、市場價格以及生態服務價值和質量等因素，兼顧生態功能區因喪失經濟發展機會而帶來的損失。補償測算過程雖然復雜，但也要隨著市場價格和生態保護費用的變化，適時調整，確保補償方補得起，被補償方所獲資金也夠用。

二是生態補償范疇要實現多維度。各地要嘗試由現階段的河流生態補償，盡快拓展至森林、草原、濕地、荒漠、海洋等重點領域。尤其對于生態環境本來就很脆弱，甚至自然地趨于惡化的生態系統，更要加大生態補償力度，努力為保護和修復做好基礎支撐。當然，有些人為造成的污染現象，不能簡單地實施生態補償，防止有的地區和企業混淆生態補償與生態賠償的含義，誤認為給下游地區付費了，就降低治污標準，恣意排污。各種環境要素是相互關聯的共同體，不能僅在局部地區“小打小鬧”，建議從縣市向省際拓展，積極推進跨區域橫向補償，盡快形成成本共擔、紅利共享的合作模式。比如，可借鑒北京市對張家口市的生態補償方式，通過建立完備的跨區域協調管理措施，形成以中央縱向補償為主，地方橫向補償為輔，經濟和技術為主要補償內容的跨區域生態補償機制。

三是生態補償方式要多元化。生態補償僅憑政府財力投入是有限的，也是難以持續的。要通過完善法律法規，引導企業、社會團體、非政府組織等各類受益主體，主動履行生態補償義務。要建立并完善橫向跨區域、跨流域，市場化、多元化的生態補償機制，秉持授人以漁的補償理念，加強政策、科技、產業等方面扶持與補償，促進生態補償由“輸血式”轉變為“造血式”，增強被補償地區的內生發展動力。比如對高科技產業、農業觀光旅游等無污染項目，要向生態紅線保護區傾斜，借此提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

推動補償方式多元化，還要在異地生態補償上敢于突破。目前，浙江省金華市金磐開發區已進行了探索和嘗試，并取得初步實效。異地補償要借助補償方的產業發展優勢，按照入股分紅等方式，通過集資共同開發產業園、建設并出租工業廠房等，讓被補償者拓寬發展空間，從而獲得相對固定的經濟來源，滿足鎮村發展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