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昨天，環保部副部長趙英民在新聞發布會中，表達了我們堅決反對歐盟的提出的“碳邊境調整稅”，“要防止單邊主義，環保主義損害世界經濟增長的前景，進而影響國際社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意愿和信心，最終影響全球氣候變化的集體努力和效果”。 “邊境調整稅”是指根據商品的消費地點而不是商品的生產地征收稅款。
例如：如果歐盟某公司將輪胎運到中國用于制造汽車，那么該輪胎公司從其出口的輪胎中獲得的利潤就無需征稅。
但是，如果一家歐盟的汽車公司從中國購買輪胎以用于在歐盟制造的汽車，則該公司在歐盟銷售的汽車（包括輪胎）所賺的錢將被征稅。
另外，該公司不能將進口輪胎的成本作為業務費用扣除。該概念最早由經濟學家艾倫·奧爾巴赫（Alan J. Auerbach）于1997年提出，他認為稅收制度將符合商業目標和國家利益。
也就是說任何在本國銷售商品的公司，無論公司總部或生產設施在哪里，都將受到此稅收
政策的影響。
這個稅收政策和
碳排放結合在一起，就成了碳邊境調整稅。 也就是只要在歐盟銷售的商品，都要經過歐盟的氣候標準檢測，歐盟發現超標，就要額外交稅。
更直接點說，就是變了形式的提高進口關稅，利用氣候
問題建立的單邊的貿易壁壘。
歐盟給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邊境調整稅’可以更公平，避免“鉆空子”。
如果所有國家都提高碳排放標準，且以相同的速度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就不需要“碳邊境調整稅”。
但如果一個地區獨自承受高額的國內碳排放成本（本國產品的價格較高），而其他國家不采取環保措施，就會極大地刺激該國消費者從尚未征稅的國家購買商品。 我們提出碳邊境調整稅，就可以避免這個風險。
理由看起很正當，但是碳邊境調整稅面臨3個躲不開的問題。
碳邊境調整稅的實質是單邊貿易壁壘，違背了現有的WTO規則。違反《巴黎協定》的一項核心原則，較富裕的國家應承擔更大的
減排責任。發達國家由此逃避了更多的責任。由于國際貿易體系不公平，這項稅收實質上是“劫貧濟富”。 為什么會這么著急的提出來呢？ 這個政策的提出者，就是今年新上任的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綠色新政”至關重要的一部分。
馮德萊恩是踩著當代歐洲的“環保綠黨”的呼聲當選歐盟主席的。
作為德國在歐盟的代表，默克爾內閣的重要成員和黨內盟友，馮德萊恩當選之時就確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氣候議程。在她上任的頭100天里，她計劃提出一項歐洲綠色協議，其中包括一項立法，要求歐盟在2050年前實現
碳中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她打算提出一項全面的計劃，到2030年將歐盟的碳排放量減少至少50%。
下一周的12月1號，就是她正式就任歐盟主席的日子，而西班牙，馬德里的氣候大會就是她綠色新政的首秀。
因此我們官方，也在會議召開前表示反對。
值得注意的，馮德萊恩最近得到了3000多名美國經濟學家的支持，其中包括27位諾貝爾獎得主、15位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以及4位美聯儲前主席在一份有關碳紅利的聲明中表示支持。
比如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和該組織財政事務部主任加斯帕（Vitor Gaspar）曾經在博客上撰文表示，為恪守巴黎氣候協議目標，至2030年，必須使全球碳排放量降低三分之一，為此，應對二氧化碳征收每噸約70美元（62歐元）的排放稅。
拉加德和加斯帕在博客中指出，人們對此越來越有共識，即：為限制化石能源消費及由此而來的二氧化碳排放，征稅是"最行之有效的工具"，此外，相關稅收能為實現再生能源轉型提供必要資金。
在全球最大排放國中國，若每噸征收35美元能導致該國二氧化碳排放下降30%。印度和南非亦然。
特別的，在對發展中國家嚴格要求的同時，歐盟主席提出，綠色倡議必須具有“包容性”，包容波蘭等歐盟成員國，這些國家仍仰賴煤炭提供就業、能源和增長。
這種利用氣候政策來左右國際局勢以及牟利，不是第一次了。
20世紀初，油價處于高位，為了減小高油價的影響，歐美國家以推行環保之名大力發展生物燃料策略。
當時的糧食年產量21億噸（2007年數據），而歐美發達國家，每年用1.5億噸糧食（全球糧食產量的5%）制造“環保”的生物燃料。 結果10年前，因為氣候原因，糧食減產，全球糧價突然暴漲，發展中國家遭遇糧食危機，北非和阿拉伯國家因此爆發的“阿拉伯之春“，陷入多年不休的戰火。當然，歐美農民在糧價的不斷上升中樂開了花。
對于當時的“糧食危機“，默克爾把鍋甩給了包括印度及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認為當地人民不斷改善及提高原有的飲食水平，消耗大量糧食，導致2008年上半年世界糧價飆漲。 另一邊，默克爾堅決否認歐美國家推行氣候政策實施生物燃料策略有問題，否認大量農作物被用于制造生質燃料為價格上升的原因。
后來的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稱，生物燃料對全球糧價上漲的“貢獻率”達70%-75%，相當于將全球3000萬人推向貧困。
默克爾的原話：“如果他們（印度人）突然比從前多吃一頓飯，又如果一億中國人突然開始喝牛奶，當然，我們的奶量必然有所缺減，其他方面（糧食）亦然。”
作為德國在歐盟的主持人，馮和默克爾的態度一脈相承。
環保必然要搞，糧價上漲的責任是發展中國家，氣候惡化的責任，也是發展中國家，這個鍋，發展中國家一定要背好。
馮德萊恩作為德國基民盟的一員，農民是他們的基本盤。
德國農民在享受到10年前的價格暴漲的便利之后，現在又也遇到了環保壓力，競爭力不夠的問題，為此還舉行了進軍柏林。
不止農民，德國本土的產業都最近發展都遇到了頹勢。 對于德國，故技重施，利用環保政策，來抬高全球價格，削弱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力，成為了必然的選擇。 接下來的馬德里氣候大會，歐盟提出了這么激進的政策，整個會議的前途渺茫。 未來的經濟發展局勢，又多了一縷烏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