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25剛剛落下帷幕，盡管再次加時談判，取得的進展卻難以令人滿意，主要的爭議仍是來自于《巴黎協定》第六部分，關于全球碳市場的建立以及如何確定全球認同的碳減排會計核算準則（避免重復計算等問題），主要的爭議問題還是一拖再拖，大家似乎在寄希望于時間可以解決一切。綠色和平全球總干事詹妮弗·摩根認為，2019年是全球遭遇前所未有氣候變化影響的一年，而本次大會難產的成果與氣候變化迅猛的影響相比顯得蒼白。“大會最終的決議沒有反映出科學要求的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沒有回應正在遭受氣候變化影響的人們的訴求，更沒有保證《巴黎協定》的環境完整性，全球氣候行動的整體形勢正在面臨嚴峻挑戰。”詹妮弗·摩根說。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已經開了25屆了，談判進程總體來說是非常低效的。從歷史上看，氣候談判的成功基本都是建立在大國之間在氣候大會之前已經基本上談攏的基礎上。對于氣候談判本身而言，氣候變化大會上似乎更多只是一個形式和過程了，指望各國談判代表在短短兩周鬧哄哄的談判討論中形成共識和結論，并不現實。這需要中美聯合聲明、中歐聯合聲明、基礎四國聯合聲明等等主要利益集團之間提前達成共識，重要角色的雙邊合作是多邊達成共識的基礎。

好比一個項目合作， 大領導之間沒有就項目框架內容和價格預算達成一致，指望技術人員相互討論就項目達成合作協議，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從目前的談判來看，似乎帶給人們消極和負面的信息更多，每年舉辦氣候大會，數萬人從全球各個角落聚集到一起，除了勞民傷財，碳足跡也是非常可觀的。現在的聯合國氣候大會似乎更像是一個party show，是企業、民間機構的舞臺，這方面的意義更大一些。本文將從氣候大會的正面影響力和環境負影響進行分析。

聯合國氣候大會一直是環境低碳領域的人心中神圣的存在，感覺參加聯合國氣候大會是去參與到拯救地球拯救人類的進程中。讀書時代也夢想著有一天可以參加聯合國氣候大會，參與到拯救地球拯救人類的神圣工作中，這種經歷肯定也對自己提升國際視野有很大幫助。

筆者第一次了解COP是在2009年，當時還懵懂的申請了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的參會名額，由于各種原因未能成行。后來如愿以償參加聯合國氣候大會得益于2012年當時英國大使館文化教育處的選拔和Cathy姐的大力支持和無私幫助，2012年跟現在奧北環保的劍超以及身在新加坡的Wilson在多哈COP18共居一室，度過了“艱難”而又難忘的歲月。因為是第一次參加，大家都特別興奮，很想知道氣候談判代表們到底在談什么，幾個小伙伴就花了很多時間去跟談判的內容，跟著他們談判到深夜兩三點，然后第二天繼續。現在回想起來真是一段激情燃燒的青春歲月。這次在馬德里看到好幾個童鞋發的朋友圈，也能深刻感受到了他們第一次參加COP的激動心情。

聯合國氣候大會的影響力一直都在，對于個人來說，去聯合國氣候大會是一種視野的提升，對于企業來說更是一次難得的展現機會，很多企業都期盼在聯合國氣候大會上進行展示，將之視作氣候變化低碳領域至高無上的舞臺。在與不少企業交流過程中，提到有機會在聯合國氣候大會上展示，企業負責人眼里是放光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聯合國氣候大會的影響力、意義和價值還是非常大，非常有必要持續辦下去。

戈爾、梅西、索爾海姆們的個人碳足跡困境 

盡管聯合國氣候大會的正向影響力顯著，然而長年的低效談判、巨大的經濟投入以及大會碳足跡本身的負面影響也日益突出。筆者最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話題，是關于參加氣候大會的代表或者是平常主張環保的代表或者是公眾人物被當作不環保的典型。

例如美國前副總統戈爾被質疑，認為其雖然一直在提倡環保，號召全球應該減碳環保，而自己家一年的用電量可供美國一般家庭使用21年，游泳池加熱用的電相當于6個美國普通家庭一年的耗電，戈爾團隊的回應是其自身通過購買綠色能源實現了自身的碳中和；房子用電來源是高排放來源，自己并不可控；并且他的房子不光是住宿還用于辦公等等。這些解釋和理由是否足夠充分？ 

世界足球先生梅西等近期也被環保人士詬病其一年的碳足跡超標，主要歸罪于常年的飛行比賽產生的交通碳足跡（坦率說文中披露梅西的年度個人碳足跡為20噸，這個數字其實還是比較保守的，正常來說，一次國際飛行往返的碳足跡在3噸左右，而梅西們由于工作需要，一年飛行的次數應該遠遠超過6次了）。

而前聯合國環境署執行主任索爾海姆去年突然離職的原因竟然是他的差旅過多，差旅費用超標以及造成的碳足跡過多。

每個前往COP的參會人員，身背3噸的碳足跡來參加1-2周的聯合國氣候大會，是否是解決氣候問題正確的打開方式，能否有更好的解決方案？ 

以上這幾個案例共同的問題就是公眾環保人物、在某些方面對社會有正向影響力的人物，因工作需要產生的高碳足跡應該如何被正確看待。 

筆者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以供參考：首先客觀看待公眾人物對環境、應對氣候變化議題的正面貢獻，他們的工作和活動確實讓更多人意識到了環境問題并且采取了行動，如果按照以“小罪換大功”的說法，這應該是被鼓勵的；公眾人物對于環保低碳話題的破圈確實起到圈內人不可能實現的效果，例如鄭爽本次參加COP25帶來的破圈效果，至少在其自身粉絲的關注、吸引媒體關注方面發生了實質性的影響。相比起其正面影響力以及對本件事情的推動力來說，戈爾梅西們本人的碳足跡確實是微乎其乎，但是作為一個平等的公民，如何盡量減少個人碳足跡仍然是一項重要的工作和挑戰。

筆者認為關鍵是需要形成一個共識，客觀來講，不同的地區、不同的職業性質其正常的碳足跡是有差別的，例如在一線城市的居民產生的碳足跡確實遠遠高于欠發達地區，但是不是鼓勵我們回到欠發達地區或者原始社會的狀態呢，顯然更是不可取的。不同的工作性質，決定了其日常的工作內容。我們也許需要制定一個尺度來衡量不同的地區以及不同的職業的個人碳足跡排放標準，一刀切的完全參考全國平均碳足跡或者全球平均碳足跡顯然也不是最科學的。

這個問題其實筆者也一直很困惑，但近期跟一位低碳領域的前輩聊天，他的一些做法也許值得借鑒。他認為低碳首先不應該是降低生活質量，這跟經濟發展是相悖的，不可取。拿交通出行來說，他平時住在北京的郊區，他給自己定義的標準是如果是需要進入三環，則開車到三環最近的地鐵站，然后乘地鐵進城；盡量避免早晚高峰出行，必須見面的會議一般安排在下午2-3點，這樣不堵車，節能時間也減少碳足跡。不必要的交通出行絕對不發生，能電話解決的問題盡量通過電話或者視頻會議解決。他自己也計算過，就是即便如此，他一年的碳足跡也還是超過了15噸（國際國內差旅較多），遠遠高于中國平均水平。這種情況筆者覺得當下合理的解決方案也許就是盡可能減少自己的碳足跡，而不可避免的碳足跡則可以通過種樹等方式實現碳抵消。

關于個人如何在生活中實現碳減排，筆者團隊近期與城市碳達峰國際合作平臺合作，開展了一個大型城市居民消費低碳潛力的分析，圍繞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場景，包括衣食住行用等探索從哪些領域可以比較可行的實現個人碳減排。

衣：通過減少服裝購買、租衣、選擇有減排目標/行為的品牌，每個人在2020年可以實現超過30千克的碳減排，在2030年可減少超過80千克碳排放。

食：通過一周一天素食、改變食肉量過大以及采取光盤行動等，2020年每人每年可實現碳減排超過800千克，2030年每人每年可以實現超過900千克碳減排。

住：通過節約電力、選擇可再生能源電力、選擇節能家電等，2020年每人每年可實現碳減排超過200千克，2030年每人每年可實現碳減排超過400千克。

綜上，對于大型城市的每個公民來說，在2020年每人每年在衣食住行用等領域實現總體碳減排超過1噸并不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而隨著新能源比例不斷提升、公民低碳環保意識逐步強化，到2030年每人每年在日常生活領域實現碳減排可達2噸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