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 20歲的Nathan Baring是美國第三代阿拉斯加人。在他的人生中，目睹了冬季的縮短、鱈魚漁業的崩潰和文化傳統的衰落。他為眼前正在消失的北極而悲傷，于是決定采取行動。2015年，他作為21名原告之一提起訴訟，要求美國政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今年1月，聯邦上訴法院駁回了這起上訴。
但對抗氣候變化的訴訟嘗試也有成功的。近日，英國法院否決了在希思羅機場修建第三條跑道的計劃，稱擴建有悖于該國有關《巴黎氣候協定》的義務的履行。
這樣的判決鼓舞著人們采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隨著訴訟當事人對大量此類案件展開抗爭，最近此類案件的裁決清楚地說明了一件事。“氣候變化訴訟沒有什么靈丹妙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薩賓氣候變化法律中心主任Michael Gerrard說。
2月18日，國際律師協會發布了一份關于如何就氣候變化提起訴訟的模板，列出了可能有助于原告的法律論據和先例。然而，世界各地關于氣候訴訟的成功案例似乎各不相同，原告也正在逐步從法庭經驗中吸取教訓，從而調整自己的策略。
希思羅機場案是第一個基于《巴黎協定》的重大裁決，可能會促使更多圍繞這些義務的案件勝訴。在世界其他地方，原告越來越多地關注向污染者索賠。
那么，為什么Baring起訴的氣候案件失敗了，而類似的案例卻成功了呢？Baring的氣候案件要求法院迫使美國政府禁止使用化石燃料補貼，同時實施減少大氣二氧化碳水平的計劃，這意味著“永遠會是一場持久戰”，加州大學研究環境法的Ann Carlson說。法院不愿做出這類復雜的
政策決定，鑒于美國許多聯邦法院的組成越來越保守，Carlson認為，未來基于類似論點的案件不太可能勝訴。
Gerrard和Carlson預計，美國活動人士和市政當局將把重點從針對政府轉向針對排放國本身，這一戰略被視為更為務實，因為訴訟尋求的是實施現金懲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