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碳中和的“中國指數”
1956年，毛澤東指出：“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貢獻。”它既是預言，也是承諾。中國企業應當對于
碳中和有較大貢獻。它既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承諾，也是再全球化的商業優勢策略。在當前較為不利的國際營商環境中，如果有一種語言是全世界都聽得懂而且樂意聽，它就是碳減、碳中和、負排放。只有成為碳中和的標桿，企業才會再次受到全球
市場的青睞。
一方面，事關人類命運，碳中和方法應該全球共建共享。蓋茨方案也是中國方案。另一方面，中國企業應該積極利用本國優勢，在碳中和方法上創新創造，建立碳中和的“中國指數”，以利于全球推廣。
以蓋茨所強調的核電為例，中國是全球核電發展最迅猛的國家。2011年的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后，全球核電進入停滯時期。相比之下，2019年中國的核電裝機發電量是2011年的四倍。目前，中國由16個核電廠在建設中，39個在規劃中。我們已經成為全球核電站主要供應商之一。
同時，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加入全球碳
減排組織。遠景科技集團、隆基股份、晶科能源、陽光電源等加入了RE100，承諾逐漸使用可再生能源達到100%。2020年8月8日，首批加入RE100的中國可再生能源企業和中國能源研究會可再生能源專業委員會、中國綠色供應鏈聯盟光伏專委會在上海共同發起并簽署了“RE100中國倡議”，呼吁推動能源革命，應對全球氣候危機。
上述正面行動還需要有一個質的飛躍。怎樣通過中國企業的實踐提煉有代表性的新社會經濟指數？它應該是我們下一步碳中和的戰略重點。
社會經濟指數不僅方便統計比較，它還左右社會情緒，影響
政策方向。以GDP為代表的“美國指數”影響了二戰后60年世界經濟的發展，并成為普遍的標準。在《領先指數》（The Leading Indicators）中，卡拉貝爾（Zachary Karabell）說明，失業指數幫羅斯福競選贏過胡佛總統，GDP指數讓美國對蘇俄之爭不戰而勝。
指數背后是社會價值觀和經濟發展模式。指數隱含著政治影響力。從古到今，它一向如此。
17世紀中，為幫助英國國王增加稅收，帕帝爵士（Sir William Petty）建議用一個“政治代數”（political arithmetic）來計算土地面積、年收獲和應繳納的稅收。沒有衡量指數，就無法統治。
20世紀初，用指數引導政治治理的傳統也從英國延展到美國。美國第31任總統胡佛（Herbert Hoover）最先推行經濟指數管理。作為泰勒科學效率管理運動的信徒，胡佛將“國民收入”、“勞工就業”等指標帶入政府管理。1932年，羅斯福成為美國第32任總統。為了推動新經濟政策（the New Deal），羅斯福總統迫切需要各種各樣的經濟數據來指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
為此，“失業指數”、“制造業指數”、“國家生產總值”（GNP）、“價格指標”等指數應運而生。二戰期間，它們也做出重要貢獻，指數幫助美國政府科學計算戰備物資和國內生活必需品之間的平衡，指導價格控制政策。戰后，美國經濟界還開發了GDP（GNP減除境外生產總值）、商業周期、消費者價格指數（CPI）、消費者信心指數、基尼指數（Gini Index）等經濟指數。到上世紀90年代，它們已經被各國廣泛采用。
表面上看，指數的角色轉變了。最早是社會治理和政策干涉為目的，現在，它為衡量財富和經濟發展的尺度。實質上，這些指數還成為聯合國、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機構影響其他國家經濟方向的工具。從赫魯曉夫與尼克松的1959年“廚房辯論”開始，大國之間的經濟貿易競爭代替了軍事對抗。不經意間，“美國指數”制造出比核武器更大的社會效應。
碳中和的中國指數在哪里？這是值得放置戰略高度思考的
問題。
諾貝爾經濟學家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知道，改變經濟活動方向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建立新的經濟指數。同理，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重心的新經濟政策也需要碳中和“中國指數”引導。建立指數是個系統過程，需要企業、學界和政府的協作，根據頂層設計開展基層創新。在目前階段，它至少有下面幾個探索方向。
1）修復環境與興旺自然生機的指數。
2）新興碳中和企業持續發展的指數。
4）有利于碳中和的社會共享經濟和社區互惠服務指數。
5）碳中和與人本價值指數。上世紀90年代起，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等經濟學家就試圖建立一個以人為中心的發展指標。根據中國社會具體情況，中國學者可以借鑒并完善“人本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
6）社會多元化與公平發展指數。對有56個民族的中國大家庭，圍繞碳中和建立的公平發展治理結構有世界意義。
7）安全核電開發指數。核電建設和現場管理的安全指數，核電與其他清潔能源系統調配的設計，它們都可以成為全球核電的參考指數。
“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貢獻。”我們不僅要會做，還要會傳播先進經驗。碳中和的中國指數可以是傳播綠色經濟模式的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