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科學證據表明人類活動對于全球氣候變化造成了巨大影響。作為對此的回應，政策制定者花了大量精力設計公共政策來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在美國，幾乎沒有國會水平的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但相關政策被一個行政分支——美國環境保護委員會執行著，在美國許多州也有很多獨創性的政策來應對氣候變化。這些政策涵蓋了許多管理方法：技術授權、行為指標，排放定價……其中，排放定價的一個優點是成本低。雖然經濟學家們一致同意采用排放定價的方法，但關于碳稅和碳交易的爭論持續不斷。

       在Lawrence H. Goulder和Andrew R. Schein的文章[1]中，作者圍繞碳稅(Carbon Taxes)、碳排放交易系統(Pure Cap and Trade)以及混合選擇（有價格上下限的碳排放交易，Hybrid Option），討論了這些政策的的優缺點。本文的主要觀點有：在我們公認的幾個維度上，上述三種政策是等效的。在一些重要維度以及以前文獻中不重視的方面上，這些政策有不同的影響。盡管這三者中沒有任何一種明顯優于其他，我們仍然發現：外生定價比純粹的碳交易市場定價有很多優點——阻止價格波動，面對不確定性時減少預期政策失誤，避免與其他減排政策之間的沖突，避免潛在財富轉移至石油輸出國。

       以前的一些分析指出碳稅優于總量排放交易系統，因為碳稅在企業和消費者之間的政策負擔分配更公平，可以保護國際競爭力，避免排放補償的相關問題。而本文指出：如果政策設計適當，兩種方法在以上這些方面是等價的。兩種工具的效果和表現取決于政策設計的細節。混合選擇(Hybrid Option)不僅保留了碳交易的優點，而且也涵蓋了外生價格的優勢。

一、政策工具等效的維度

       通過為碳排放定價，兩種方法都鼓勵企業改變生產流程以減少單位產出碳排放量。這些政策也通過提高高碳行業產品的價格來影響消費者決策，從而促進消費結構向低碳產品轉變，并進一步減少高碳行業的產出和碳排放量。對于被碳排放政策覆蓋的企業，出于成本最小化，它們會使邊際減排成本等于碳排放價格。這正是排放定價優于其他政策的地方。一般而言，管制者沒有充分的信息對單個企業的邊際減排成本進行估計從而發放配額。

1、減排動機

碳交易系統可以通過拍賣或者免費發放排放許可量。有人會質疑免費發放減少了排放者的減排動機。但是對于企業來說，存在著機會成本：多一單位的排放會減少它可以賣出的碳排放許可量；或者增加該企業需要購買的碳排放許可量。

2、彌補政策負擔分配的靈活性

排放定價機制需要考慮該負擔在生產部門間、生產者與消費者間的分配。一些學者提出免費發放許可量是一種有效的達到分配效果的途徑，而碳稅不具有這一特征。實際上，碳稅也能模仿免費發放許可的效果——設置一定的可交易的免稅排放量（稅收只適用于超出一定量的碳排放）。這時候對于一家企業來講，這兩個政策是等效的。兩種工具都可以通過一種渠道解決分配問題：政策收益的循環——收益可以被用于減少稅收、一次性補貼企業或家庭。

3、保護國際競爭力

政策制定者一直在考慮如何保護國內企業的市場份額。邊境調節措施可以補償碳排放政策對于國際競爭力的不良影響。這可以避免進口的高碳商品在價格上享有的優勢以及出口的高碳商品在價格上的劣勢。但邊境調整措施面臨著巨大的執行難度。

在產業鏈下游（焚燒時）引入碳交易是解決該問題的一個途徑。通過在下游收費對于國內外產品是等同的，市場對兩者的需求都會減少，國內產品不會處于相對劣勢。而在上游引入碳交易則可能導致排放漏出——進口商品的增加的碳排放會抵消國內減少的碳排放。一個更有效的方法是產出更新法(output-based updating)。它等價于碳稅和一次性補貼的結合。由于補貼的作用，企業避免了出口時的價格劣勢；同時，排放定價使得企業有動力去減少碳排放。

4、與補償的關系

補償就是對于不被減排政策覆蓋的部門實體所取得的減排效果進行的獎勵。通過這種補償，可以擴大減排領域，通過低成本實現整體的減排目標。很多政策分析家都對補償持批評態度：因為很難判斷一個企業是否比沒有補貼時真的減少了碳排放。一些分析家因為碳交易系統補貼的困難而否定這種方法。但是補貼并不是碳交易系統的內生特點。我們可以包含或排除補貼于碳交易系統之外，同樣，碳稅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