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真實、全面的碳排放數據是“雙碳”目標如期實現的關鍵支撐，也是國家碳市場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然而，實踐中一些地方出現了檢驗檢測機構、咨詢機構、重點排放單位、核查機構等主體碳排放數據造假現象。生態環境部曾發布《關于做好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數據質量監督管理相關工作的通知》，以確保國家碳市場平穩有序發展。筆者認為，面對碳排放數據造假這一新問題，除了行政監管手段外，還應盡快探索出契合此類案件特點的裁判規則，及時回應數據造假糾紛化解的司法救濟制度需求，保障碳排放數據質量。

明確碳排放數據造假訴訟的性質與功能。司法實踐中，零星出現了對碳排放數據造假行為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案例。起訴主體的邏輯是碳排放數據造假行為主體屬于民事主體，其行為侵犯利益是環境公共利益，因此可經由法定機關或社會組織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對此，有學者持反對意見，主要緣由是碳排放數據造假案件具有不同于環境侵權案件的一些特點。例如，碳排放數據造假主體涉及檢驗檢測機構、咨詢機構、重點排放單位、核查機構等，其造假行為包括偽造碳檢測報告、碳排放報告、碳核查報告等多種行為類型，而環境侵權主體僅限于污染環境者、生態破壞者，其侵權行為表現為污染環境行為、破壞生態行為，呈現出二元性特點。此外，碳排放數據造假影響的是碳排放監管秩序，區別于環境侵權侵害的環境私益或環境公共利益。目前，現行法律、司法解釋并未明確碳排放數據造假案件的歸口審理。筆者認為，未來“雙碳”相關立法及司法解釋應明晰此類案件的性質與功能。

明確碳排放數據造假訴訟的具體類型與啟動條件。不同主體的碳排放數據造假行為的法律性質存在差異。例如，檢驗檢測機構基于重點排放單位的委托開展煤樣檢測業務，其弄虛作假行為違反委托合同檢測承諾的違約行為；重點排放單位在編制碳排放報告過程中虛報或瞞報數據信息，屬于不正確履行碳排放數據報告義務的行為；重點排放單位提交碳排放報告后，接受委托的核查機構或自行核查的碳市場主管部門，對碳排放報告中的碳排放數據等事項均負有客觀核實的義務，受托方對核查報告數據弄虛作假的實質分別是違約行為、不正確履行自行核查職責。這些行為性質差異決定了不同類型的碳排放數據造假訴訟應有差異化的啟動條件。

明晰碳排放數據造假訴訟的構成要素和裁判執行。碳排放數據造假訴訟在當事人、訴訟對象、訴訟請求、訴訟管轄等要素方面均具有自身特色。根據現行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定，環境私益訴訟和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分別是財產權或人身權遭受侵害的私主體、法律規定的機關和社會組織，其被告分別是侵權人（污染者和生態破壞者）、侵權人（如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被告）或環境行政機關（如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被告），而碳排放數據造假訴訟的原告有待明確，其潛在被告是碳排放數據造假主體或碳排放數據監管主體；環境侵權訴訟的訴訟對象是已經損害私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重大風險的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的行為，而碳排放數據造假訴訟的對象則是破壞碳排放監管秩序或者具有破壞碳排放監管秩序顯著風險的多主體、多階段的碳排放數據造假行為；環境侵權訴訟的訴訟請求包括停止侵害、賠償損失、修復生態環境等多種訴訟請求，而碳排放數據造假的訴訟目的在于制止數據造假行為，恢復正常的碳排放監管秩序；相較環境侵權案件，碳排放數據造假更富有專業性、技術性、復雜性、隱蔽性，由被告所在地基層法院審理，存在審判壓力大、審判水平不高、裁判執行困難等難題，筆者認為，交由被告所在地的中院審理有助于克服這些問題。

另外，環境侵權案件在責任承擔方式、執行措施、賠償金管理、懲罰性賠償適用等裁判執行方面已經有了較健全的規則，而碳排放數據造假訴訟的裁判執行尚處于探索中。國家應盡快通過出臺相關立法及司法解釋明晰碳排放數據造假訴訟的構成要素與裁判執行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