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和2020年澳大利亞前所未有的野火讓人記憶猶新。而對于貝克心臟病與糖尿病研究所計算生物學家Michael Inouye來說，正是隨著氣候變暖更有可能發生的讓其實驗室關閉的野火，促使他開始關注
碳排放問題，尤其是自己做研究時產生的碳排放。
2020年，Inouye與兩名博士生合作，測量他們開展的計算研究產生的碳排放量。他們創建了一個可在線免費使用的“綠色算法”，用戶可以通過該算法估計其研究項目的
碳足跡，以達到
減排目的。
比如去年，Inouye用該算法計算了其團隊人類遺傳學和飲食研究項目的排放量，并通過種植30棵樹來“抵消”排放。
Inouye知道這種“抵消”做法是有爭議的。對該做法持批評態度的人認為，如果這些樹沒有得到適當的監管，就不能保證它們在能活著。“但我認為，做了總比什么都不做要好。”Inouye說。
Inouye并不孤單。隨著氣候變化的影響越來越大，從天文學到生物學領域的研究人員一直在努力了解和解決其研究中的排放源，但真正做起來時并不順暢。
比如，2019年，法國圖盧茲天體物理與行星科學研究所（IRAP）的科學家測量了該機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其中包括了用電、用水、取暖等所需的能源。
“研究發現，天文臺是我們碳排放的最大貢獻者。”IRAP天體物理學家Jürgen Kn?dlseder說，2019年，使用觀測站數據造成的碳排放量為4100噸，相當于英國2050輛油氣車全年運行所帶來的碳排放量，因為運行天文臺需要大量的
電力。
這促使科學家們思考，當主要排放源是他們賴以突破的技術時，如何使相關工作脫碳。
Kn?dlseder說，一種選擇是暫停收集新信息，轉而對已存檔數據進行研究。他已經和博士生一起開始了這樣的項目。
生物醫學研究也存在類似問題。英國愛丁堡大學神經學家Rustam Al-Shahi Salman表示：“臨床試驗，尤其是以特定方式設計的臨床試驗，可能會產生大量碳排放。”2021，他開展研究，提出了一項測量臨床試驗碳足跡的策略，相關工具正在測試中，今年晚些時候可能發表。
Al-Shahi Salman說，之前的研究就發現，兩項測試皮質類固醇對腦損傷患者影響的臨床試驗的碳排放量在181.3噸至108.2噸之間。試驗材料的
運輸和試驗供電產生了最大的碳排放。
對此，Al-Shahi Salman表示，減少排放的一種方法是繼續使用新冠疫情期間的遠程醫療策略，例如線上舉行會議、獲得患者同意后通過視頻進行隨訪，或者讓患者佩戴遠程健康監測設備。
IRAP天體物理學家Pierrick Martin表示，大規模減少研究碳排放需要相關機構支持。“在個人水平上做的一些事情是有價值的，但是有限度的，在某個時候無法逃避相關政治決策的調控。”
Martin補充道，各機構現在應該做的是研究如何減少碳排放，而不僅是測量碳排放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