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文明里，“電”幾乎是天經地義般的存在。但是，這一被默認的共識也會經受挑戰。

　　2021年9月，生活在中國東北的市民就體驗了一次“斷電”；次年夏天，四川省遭遇60年一遇的高溫干旱，“省電模式”開啟。除此之外，電價的波動也引發關注。在今年“五一”假期，山東電力現貨市場在“五一”小長假期間出現負電價交易，5天中共有46小時出現負電價。

　　上述現象背后體現了電力體系的復雜性。疊加“雙碳”目標下能源轉型的大背景，電力系統正面臨一場系統性重構。

　　供需緊平衡

　　無論是前述限電問題還是電價波動，主要決定因素都是市場供需。

　　從自然因素來看，極端天氣激化了電力供應失衡問題。以上述提到的四川“省電模式”為例，當年水電大省四川電力保供面臨“三最”（即歷史同期最高極端高溫、歷史同期最少降雨量、歷史同期最高電力負荷）疊加局面；極端高溫催生了空調等高頻需求，而最少降雨則意味著水電大省反常缺水，進而也影響了電力供給。

　　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在2020年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后，部分地方曾經出現了運動式減碳的誤區。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對一些所謂高碳排的企業一關了之，供給失衡導致天然氣、煤炭價格高漲，而未能完全市場化的上網電價維持不變，導致火電企業出現虧損；與此同時，風電等新能源發電供應尚不穩定，加大了電力供應缺口。

　　而電價的波動也遵循相似的邏輯。今年“五一”期間山東出現的負電價本質上是對電力現貨市場供求關系的反映。與一般商品不同，電力一旦生產出來，就必須被用掉或存儲起來，否則多余的電力將打破電力系統平衡，影響系統的供電安全與穩定運行。而“五一”期間，在天氣等因素影響下，風、光資源豐富的時段發電量明顯高于用戶用電需求，在供顯著大于求的時段，現貨交易價格可能出現負值。

　　在新能源替代正在推進、新型電網建設不完備以及區域供需失衡等多重背景下，我國電力供需存在緊平衡。特別是在“雙碳”目標下，能源是主戰場，電力是主力軍，建設新型能源體系刻不容緩。

　　“構建新型電力系統是建設新型能源體系的重要內容，是一項復雜而艱巨的系統工程，點多面廣、時間跨度長，不同發展階段特征和差異明顯，需統籌謀劃路徑布局，科學部署、有序推進。”國家能源局副局長余兵表示。

　　煤電換角色

　　電力供需壓力的出現，提醒我們加快“煤電換角色”的進程。

　　電力行業作為我國碳排放的主要來源，轉型方案已逐步出臺。在“1+N”政策體系的規劃指導下，我國陸續對電力行業提出了一系列政策目標。“新型電力系統中，非化石能源發電將逐步轉變為裝機主體和電量主體，核、水、風、光、儲等多種清潔能源協同互補發展，化石能源發電裝機及發電量占比下降的同時，在新型低碳零碳負碳技術的引領下，電力系統碳排放總量將逐步達到‘雙碳’目標要求。”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

　　但實現上述目標頗具挑戰。根據近期國家能源局統籌組織11家機構編寫的《新型電力系統發展藍皮書》，盡管我國新能源發展較快，但當前，電力支撐能力與常規電源相比存在較大差距。此外，電力關鍵核心技術裝備尚存在短板，電力市場不協調不平衡問題較為突出。

　　因此，傳統的煤電絕不可“斷崖式”甚至“一刀切式”關停。根據相關發展規劃，煤電未來發展需要兼顧低碳減排和安全保供的雙重要求，一方面，逐步由高碳電源轉變為低碳或零碳電源，有序退出，以順應經濟社會清潔低碳發展需求；另一方面，由主體性電源轉向基礎保障性和系統調節性電源。

　　有業內人士表示，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煤電仍是我國電力供應安全的重要支撐，需加快推動煤電清潔低碳化發展和提升靈活調節能力，推動化石能源發電逐步向基礎保障性和系統調節性電源并重轉型。

　　柔性靈活應是構建新型電力系統的重要支撐。與火電相比，水電、風電受到的影響因素更多，因此，在新型電力系統中，必須有不同類型機組的靈活發電技術、不同時間尺度與規模的靈活儲能技術、柔性交直流等新型輸電技術，以支撐高比例新能源接入系統和外送消納。

　　“被動”變“主動”

　　除了技術問題和能源安全，經濟效益同樣不容忽視。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火電企業體量巨大，是供電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火電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同時火電又是碳排放第一大行業，其低碳轉型不但事關自身可持續發展，也關乎我國的‘雙碳’進程。”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馬軍表示。

　　值得強調的是，在“雙碳”目標指引下，率先改革者往往更具優勢。根據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與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北京綠源碳和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發布的《碳中和目標下中國火電上市公司低碳轉型績效評價報告2022》（以下簡稱《報告》），在“‘十三五’低碳轉型綜合績效評價”方面，五大發電集團控股火電上市公司得分整體高于地方發電集團控股火電上市公司。另外，排名靠后火電上市公司的能源結構基本是100%火電。在“‘十四五’及更遠期低碳規劃與年度進展綜合績效評價”方面，排名靠前的幾家公司均承諾在“十四五”期間增加高比例的新能源裝機。

　　就具體路徑而言，轉型者已率先探路。華能集團能源研究院原副總經濟師韓文軒表示，煤電行業高質量轉型發展的思路可以從調整電源結構、資源控制能力、科技投入轉化、提升管理變革能力四個方面出發。

　　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計劃財務部計劃處處長張衛東則建議探索“煤電聯營”。“煤電聯營”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技術上、產業鏈上直接融合。“比如很多坑口電廠，煤礦就建在當地，發多少電就生產多少煤。從技術生產管理上、經濟效益上都非常好，這種形式只要有條件都應該鼓勵。”張衛東解釋。另一種則是從資產紐帶上進行統一的煤電聯營，這種模式的好處是可以協調煤炭生產、煤炭消費和電力生產，包括價格管理、合同協議，比較便利。另外，整體規劃部署生產計劃、營銷計劃的管理效益較高，對國家來說也有利于降低價格波動風險。

　　向轉型金融借力

　　當然，企業轉型也有賴于各方引導和支持。根據前述《報告》，政府部門盡早制定關于火電行業轉型的中長期規劃，對承擔安全保供的發電公司予以政策傾斜，制定并落實激勵政策。例如，提升轉型活動的可融資性，同時結合轉型金融工具，對轉型活動和轉型投資采取強制性信息披露。

　　所謂轉型金融，是指針對市場實體、經濟活動和資產項目向低碳和零碳排放轉型的金融支持，尤其是針對傳統的碳密集和高環境影響項目、經濟活動或市場主體。在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周誠君看來，較之于綠色金融，轉型金融可應用于碳密集和高環境影響的行業、企業、項目和相關經濟活動，具有更大的靈活性、更強的針對性、更好的適應性，所以，在支持實體經濟實現能源結構轉型的范圍和規模上可以有非常大的突破。

　　隨著國家對煤電轉型的重視，相應的金融支持也從政策和產品兩個層面加強。

　　從金融政策層面看，2021年，人民銀行設立了2000億元支持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專項再貸款工具，用于煤炭安全高效綠色智能開采、煤炭清潔高效加工、煤電清潔高效利用等7個領域；2022年5月，又新增1000億元額度專門用于煤炭開發使用和增強煤炭儲備能力的相關領域，這些都旨在有力支持煤電轉型。

　　從金融產品層面看，目前市場上關注較多的綠色金融并不包含對煤電相關的減排或轉型項目的支持，而轉型金融則更多服務于高碳行業減排或轉型活動，為未來設計煤電轉型相關的金融產品提供了基礎。當下，轉型金融的體量和產品豐富程度較綠色金融有很大差距，金融支持煤電轉型有著更廣闊的空間。

　　在此背景下，建立明晰的轉型金融標準顯得非常重要，除了激勵金融機構之外，標準的確立還能避免“洗綠”現象發生。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馬駿表示，如果任由金融機構隨意以轉型金融的名義支持各類高碳企業自稱為“轉型”的經濟活動，可能加大“洗綠”的風險。因此，金融管理部門應在轉型標準、披露要求以及激勵措施等方面，給出明確的要求和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