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等15部門聯合印發的《關于建立碳足跡管理體系的實施方案》（以下簡稱《實施方案》），將推動產品碳足跡規則國際互信作為四項重要工作之一。為何要推動產品碳足跡規則國際互信？目前的難點在哪里？圍繞相關話題，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研究員王謀。

　　中國環境報：《實施方案》將推動產品碳足跡規則國際互信作為四項重要工作之一，其背后有哪些原因？

　　王謀：氣候問題已經成為全球治理的焦點，國際商業規則與氣候行動規則的融合日益加深。2023年10月1日起，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正式進入試運行階段，2026年將全面實施。除了歐盟CBAM，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也準備推出涉碳貿易管制法案和政策。對于一些具體商品而言，如光伏組件、動力電池等，相關出口企業已經面臨被要求提供產品碳足跡相關信息的挑戰。為了應對這些挑戰 ，我們需要把碳排放家底了解清楚，明確我國不同行業、不同產品的碳排放情況。在此基礎上，推動碳足跡計量規則國際互信互認，降低貿易商品碳足跡計量成本、提升交易效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數據安全。

　　提升碳足跡計量的國際互認，可以采取由我國和相關國家共同認定的國內第三方機構來進行核證的模式。

　　中國環境報：推動產品碳足跡規則國際互信，從方法學角度看，是否存在很大的難度？

　　王謀：從方法學角度看，國內外在技術層面比較容易達成共識，但也可能受到政治層面的影響。關于碳足跡的計量規則，IPCC、國際標準組織（ISO）、行業協會以及科研機構等已經開展了廣泛的工作，具備一定程度的共識和共同工作基礎。未來針對不同產品的碳足跡計量規則，國內外還可以加強合作，共同開發、共同使用達成共識的方法學。

　　從以往的經驗來看，我國企業或者咨詢機構的學習和應用能力也比較強，能夠很快學習和應用相關方法學。比如清潔發展機制（CDM）在國內的實施，我國企業和咨詢機構能夠很快學習和應用CDM項目的方法學，并成為全球CDM項目最大的提供方。因此，從技術層面看，學習和開發方法學應該沒有太大的困難。隨著《實施方案》的全面推進，以及碳足跡管理體系實施方案的全面推進，更多的人力資源、教育資源、政策資源還將持續注入產品碳足跡規則開發和應用之中，進一步提升我國在方法學開發、應用上的能力。

　　中國環境報：當前推動產品碳足跡規則國際互信，難點在哪里？

　　王謀：現在比較大的問題是數據安全問題。比如，歐盟在CBAM的實施中，不僅要求出口方提供不同商品碳排放的計算結果，而且還需要由歐盟授權的機構來審核數據的準確性，因此，需要出口方提供詳盡的碳排放計算的基礎數據和計算過程。如果我們把多個產品、行業的經濟、能源等基礎數據系統性地提交給歐盟，而我國并不掌握歐盟及其他國家的產業發展信息，將對我國相關產業參與全球競爭產生不利影響，進而可能影響相關產業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安全。

　　當前聯合國的做法值得借鑒?！堵摵蠂鴼夂蜃兓蚣芄s》締約方需要向公約秘書處提交國家碳排放數據。對于各國提交的碳排放數據，《公約》下也建立了專門機制進行審核，但基本前提是尊重官方提供的基礎數據，包括能源活動水平、排放因子等。審核機制不是對所有計算數據、過程的審核與計算，而是確定主要審核方法學是否恰當、默認值是否合適等。這種審核方法不侵犯各國數據主權，各國相對容易接受。

　　提升碳足跡計量的國際互認，可以采取由我國和相關國家共同認定的國內第三方機構來進行核證的模式。如果企業使用國家官方數據或者相關行業協會發布的權威數據，可以直接采信，第三方核證機構基于企業提供的數據出具的核證結果，即為最終認定結果，原始、基礎數據和計算過程則不用向外方提供。國內第三方核證機構需與生產企業簽訂保密協議，對所有數據信息和計算過程保密。

　　希望未來能夠與歐盟和其他國家建立互信互認的產品碳足跡計量機制，推動氣候治理在制造業、國際貿易等領域開展務實合作。要實現這樣的合作機制，目前來看面臨較大挑戰。

　　中國環境報：為何歐盟不愿采用指定我國核證機構進行審核的方案？

　　王謀：推動這種做法，需要建立起歐盟對我國核證機構的充分信任，這也是難點所在。

　　在歐盟看來，是否提供基礎數據涉及透明度的問題，不提供基礎數據則很難獲得歐盟信任。當然，歐盟也可能希望借此機會系統全面地了解我國能源、經濟、產業等數據。在大數據時代，誰掌握的數據越多、越全面，國家和產業競爭力也會相應提升。

　　我國產品碳足跡計量管理工作還在起步階段，與其他國家的相互認證、承認還需要一個磨合的過程。我們希望未來能夠與歐盟和其他國家建立互信互認的產品碳足跡計量機制，推動氣候治理在制造業、國際貿易等領域開展務實合作。

　　中國環境報：您對實現這樣的合作機制是否樂觀？

　　王謀：要實現這樣的合作機制，目前來看面臨較大挑戰。如果只是碳足跡計量方法學、技術方面的合作，還是比較容易推進的。但氣候問題已經不是單純的環境議程，而是夾雜了政治訴求和博弈，讓技術合作機制變得困難。在國際貿易商品碳排放計量、定價機制上，歐美國家目前都是單邊制定規則、單邊實施，并沒有展現出合作意愿，相關國際合作機制很難在各方沒有合作意愿的基礎上開展。

　　總的來看，不管是碳足跡管理還是碳關稅，這些政策本身都是環境管制措施，如果使用時符合包括《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在內的國際法準則，我國可以參與制定和討論。但如果這些措施被一些國家單邊發起和使用，并對其他國家經濟貿易發展構成影響，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構成負面影響，就不符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對發展中國家將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