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2月，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在日本京都通過了《京都議定書》。《京都議定書》是全球人類努力保護地球環境以及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里程碑，它標志著各國政府第一次考察接受具有法律約束力的限控或減排溫室氣體的義務。豍

     《京都議定書》規定了一個原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以1990年排放量為基準，要求全球幾大溫室氣體排放大國從2008年-2012 年平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5.2%豎，而對于發展中國家則未提出硬性指標。它在對發達國家締約方溫室氣體的排放做出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定量限制的同時，還確定了幫助發達國家締約方減輕其承擔減排義務費用的三個靈活機制。其中，清潔發展機制對于中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提高能源利用率有著特別地積極意義。“清潔發展機制是《京都議定書》第12條確立的另一個靈活機制，允許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實施減排項目，并通過這些項目以‘經證實的減排’方式獲得減排信用，從而抵減其國內的減排義務。”豏其實，由于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排放的二氧化碳都具有增溫的效果，所以溫室氣體的排放地就有了可替代的性質。

      不過在這一交易過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風險。比如，統一的碳排放權的分配問題，每個國家都有其特定的排放額，過多會使得排放成本降低，過少又會使減排空間過小，參與者喪失積極性。因此，分配的問題必須具有相當高的公平性。

       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根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合理分配，同時由于發展中國家設備老化等原因給予發展中國家更多的排放權。交易在當前世界上仍然存在一些不成熟的因素，相關法律也存在一些漏洞和疏忽，交易過程中的商業風險和道德風險也就會隨之增加，這同樣是一個值得世界各國廣泛關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