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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垃圾排放權交易的概念定義以及有哪些作用和意義

2015-3-14 23:26 來源: 易碳家綜合

垃圾排放權交易是一種經濟手段,兼有懲罰和鼓勵的效用,有助于樹立垃圾排放與處理的責任意識和成本觀念。所謂垃圾排放權交易,是指在“分區、分級、分期、分類”控制垃圾排放總量前提下,垃圾生產者(交易主體)之間通過貨幣交換的方式相互調劑垃圾排放量。

性質與作用

減排者作為排放權的賣方將節約出來的剩余排放權出售并獲得經濟回報,這實質上是市場對有利于環境的外部經濟性的補償;相反,那些無法按照政府規定減排或認為減排代價過高而不愿減排的超排者只得作為排放權的買方,不得不去交易市場購買其必須減排的排放權,其支出的費用實質上是為其外部不經濟性而付出的代價。

排放權交易有助于平衡公平與效益矛盾,達到控制垃圾排放總量、降低垃圾管理成本和促進生產與消費可持續發展等目的。

垃圾排放權交易是一種經濟手段,兼有懲罰和鼓勵的效用,有助于樹立垃圾排放與處理的責任意識和成本觀念。通過排放權交易,還可以在市區內部形成由經濟手段轉化而成的行政壓力,并促成這些壓力在垃圾減排、分類回收、終端處置等方面的傳導和配置,迫使政府和企業主動轉變思路。顯然,這些都是廣州緊缺的,對破解垃圾處理的僵局具有現實意義 。

如果建立排放權交易市場,把垃圾處理當成環衛全局性改革去推動,財政資金和交易所得就能回饋到環衛體系中,為其升級提供動力。排放權交易是一次整體上的改革。排放權交易是關鍵的棋子,很可能會“走活”垃圾處理整盤棋(以上內容來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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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權交易可“盤活”廣州垃圾處理

南方都市報

  由于民眾反對,廣州放緩了垃圾焚燒廠的新建計劃。然而在解決垃圾問題上,政府仍缺乏合適的對策。廣州市民盟近日提出構建垃圾排放權交易體系的設想:測出環境容量,確定排放權,建立排放權交易市場;各區和企業、排放方和處理方進行交易;少排的可出售指標,多排的就要購買。業內資深工程師撰寫了整套方案,并將作為提案提交兩周后舉行的廣州兩會。

  垃圾排放權交易是一種經濟手段,兼有懲罰和鼓勵的效用,有助于樹立垃圾排放與處理的責任意識和成本觀念。通過排放權交易,還可以在市區內部形成由經濟手段轉化而成的行政壓力,并促成這些壓力在垃圾減排、分類回收、終端處置等方面的傳導和配置,迫使政府和企業主動轉變思路。顯然,這些都是廣州緊缺的,對破解垃圾處理的僵局具有現實意義。

  按照現有垃圾排放的增長速度,廣州興豐垃圾填埋場將在2012年封場。不考慮焚燒廠的適用與否,垃圾圍城很可能是最遲3年后廣州要應對的形勢。從這個前景推演并尋求垃圾處置的模式,政策偏重于單純焚燒。大量財政資金被注入焚燒廠項目,集中在垃圾處理的單一末端,甚至引發了利益輸送的疑云,而更廣泛層面、更緊要的環衛改革則被忽略了。
  廣州環衛領域有兩大任務:一是建立垃圾處理的產業體系,二是解決垃圾圍城的迫切問題。在排放權交易提出來之前,因應這兩大目標任務的垃圾焚燒廠營建計劃被認為是唯一可行的。然后發生了一系列事情,令劍走偏鋒的政策思維陷入與社情民意的對峙。要點就在于,大規模上馬焚燒廠背后的“產業體系”難脫自利嫌疑,棄置了環衛的整體情勢,遠離了現實基礎。

  如果老老實實建立排放權交易市場,把垃圾處理當成環衛全局性改革去推動,財政資金和交易所得就能回饋到環衛體系中,為其升級提供動力。因此,排放權交易是一次整體上的改革。若拿這個定位再去評估焚燒廠項目,就會發現后者格局的偏狹。排放權交易是關鍵的棋子,很可能會“走活”垃圾處理整盤棋。

  據方案撰寫人介紹,廣州建立垃圾排放權交易的條件是充分的,一年內可以完成布局,操作性不存在問題。現在的最大疑問是:政府會否接受這個方案。盡管排放權交易是大勢所趨,但考慮到公共政策制訂的復雜性,改革初衷雖好也會有變數。排放權交易能否落入實施,障礙就在于現行的焚燒廠新建政策會否改弦更張,原定的決策人和決策依據能否順應潮流。

  從排放權交易這一構想提出的背景看,政府內部的分歧是明顯的。再從借助民主黨派這一渠道提交方案來揣度,新的改革計劃在決策的內部競爭中很可能不占上風。給新方案以施展的機會,就是給垃圾圍城創造新的解決之道。

  自去年宣布番禺垃圾焚燒廠停建后,廣州市政府以低姿態展開了延續至今的宣傳說服活動。就此而言,本土專業人士秉持中間立場,提出構建垃圾排放權的交易體系,實際上又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同樣值得重視。

“企業排垃圾超量要畀錢”市民盟擬在市兩會提交“構建垃圾排放權交易體系”

稿源:南方都市報 作者:孫瑩 原創

每個企業有額定“垃圾排放權”,排少了可以出售,排多了就要購買。市民盟打算在兩周后的市兩會上,提交“構建垃圾排放權交易體系”的提案。提案執筆人、市生活廢棄物管理中心總工熊孟清博士認為,經濟手段能比政府硬性操作更好地解決垃圾圍城問題。

垃圾處理“鄰避效應”凸顯

提案中稱,垃圾處理的“鄰避效應”愈發凸顯,各區群眾極力拒絕所在地區建設垃圾處理設施;同時,垃圾處理設施建設征地日益艱辛 。

熊孟清認為,白云區受納了中心城區所有垃圾,但并未因此獲得經濟效益,而且,因建設垃圾處理設施失去的發展機會也未獲得補償,這極大地挫傷了白云區建設垃圾處理設施的積極性。而其他行政區在擴大再生產的同時生產出更多垃圾,但并未因此多支付垃圾處理費,這又負面地鼓勵了這些行政區推卸垃圾處理責任。

熊孟清提出,建立“垃圾排放權交易體系”正是治理“鄰避效應”的“良方”:垃圾生產者之間,可以通過貨幣交換的方式相互調劑垃圾排放量。少排垃圾的,可以出售“垃圾排放權”。排多了的,就要到市場上去購買。

排放權初始分配是難題

熊孟清說,構建該體系,需要先測算出環境容量,初始分配排放權,然后建立排放權交易市場。

最難的就是排放權初始分配。這一步,涉及面廣且難度大,必須綜合考慮新老企業、污染程度不一的企業利益均衡等問題;不同功能區也要考慮,如工業區、商業區和休閑旅游區等之間排放權應合理分配。

垃圾排放權交易市場可跨域同享,當然需要建立起合理的生態補償機制,對那些失去發展機會的地區予以適度補償。

熊孟清還提出,這個體系的關鍵在于不應該由政府硬性操作,對垃圾排放的懲罰、對受害者的經濟補償,都是政府說了算;而應該讓排放方、處理方都有軟性討價還價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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