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四國”在地理上相隔遙遠，文化上存在巨大差異，卻為何能夠就氣候變化問題建立這樣一個有效的協調機制呢？其根本原因在于四國國情相似，并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具有共同的關切和利益訴求。

一是作為新興的發展中大國，“基礎四國”實現可持續發展仍面臨諸多問題。冷戰結束后，四國經濟發展迅速，在國際社會備受矚目，中國、印度和巴西經濟總量都已躋身世界十強。然而，由于四國人口基數大，各項人均經濟發展指數仍與發達國家存在顯著差距。例如，2009年，四國中人均GDP最高的巴西，其水平也僅相當于發達國家的五分之一左右，而印度的人均GDP僅相當于發達國家水平的3%；甚至，四國人均GDP與哥倫比亞、卡塔爾、新加坡等發展中國家也有相當大的差距。此外，四國仍有相當比例的人口處于本國劃定的貧困線以下，其中印度的貧困人口更是高達3億。這些相似性使得“基礎四國”逐漸成為國際社會中一個新的“階層”。

二是作為區域大國，四國都希望成為各區域發展中國家的代表。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這些國家在地區事務中發揮更大影響力的訴求日趨強烈，希望能夠作為區域領袖代表其他發展中國家發聲，在國際上爭取話語權。但是這些訴求都面臨著發達國家傳統勢力的擠壓，這使“基礎四國”地域間隔遙遠并未成為一種障礙，反而進一步增加了各國對各自身份的認同感，成為強化“基礎四國”機制的重要因素。

三是四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都面臨來自發達國家的壓力。發達國家完成工業化之后，其溫室氣體排放基本處于穩定并呈逐步下降的趨勢。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四國的排放增長呈加速趨勢，其面臨排放空間約束的挑戰日益嚴峻。盡管四國能源構成和排放源不盡相同，但未來排放總量將不斷上升，都將面對來自發達國家的共同壓力。目前的國際體系是在西方發達國家的主導下形成的，作為現代國際體系的“后來者”，“基礎四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不能被充分考慮。這一因素使“基礎四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自然走到了一起。

四是發展中國家的訴求開始發生分化，必然形成次級集團。在國際問題上，“七十七國集團+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廣泛代表，一直致力于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然而近年來，各個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發生了變化，也不斷形成了代表各自利益的新群體，如小島嶼發展中國家集團、最不發達國家集團、非洲國家集團等等。這些小國集團的出現更加凸顯了面臨相似挑戰和擁有共同利益訴求的“基礎四國”，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基礎四國”機制的出現。

這些相似性和客觀因素使“基礎四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對于維護現有《公約》體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團結的立場更為堅定，也因此和力圖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向發展中國家轉嫁責任的發達國家形成了某種程度的對立。“基礎四國”在2009年年底一成立便成為了“七十七國集團+中國”的支柱力量，其共同的立場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體制內，堅持公平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嚴格遵循聯合國的議事規則和相關談判授權；堅持發達國家應率先采取行動，切實履行《京都議定書》的承諾，承擔絕對量化減排義務，發展中國家在可持續發展的框架內開展適合本國國情的減排行動；發達國家要切實落實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支持的承諾，支持發展中國家在獲得支持的前提下開展符合本國可持續發展需求的減排行動；堅定支持“七十七國集團+中國”，共同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集體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