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能源生產和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的生產和消費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據《中國統計年鑒2010》，在過去的近30年之間，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與之相適應的能源消費量從1978年的5.7億噸標準煤增長到2009年的30.6億噸標準煤，其中煤炭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的份額高達70％，而天然氣、水電、核電、風電等清潔能源的消費量一直保持著較低水平，2009年，煤炭和石油的消費比重分別為70.4％和17.9％，清潔能源的消費約占能源消費總量的12％。 巨大的高碳能源消費導致了較高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 中國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從1980年的10億噸增加到2007年的60億噸（見表1），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CO2排放國，巨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對中國自身的環境保護及社會發展也構成嚴重威脅。 

       據中國碳交易網了解到，經濟增長對環境的影響具有三種效應：一是增長的規模效應。經濟活動規模的擴大會導致環境污染程度的加重，產出的不斷增加需要更多的要素投入，在生產的過程中就需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資源和能源，從而產生的廢氣及其他固體污染物總量就會增加；二是結構效應。 

       經濟的發展延續著從農業向第二產業進而向以第三產業為主導的方向發展，當經濟結構從農村轉向城市，從農業轉向工業時，環境污染是不斷增加的；當經濟結構從能源密集性重工業向服務業以及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時，環境污染會開始下降。同時，當國民收入增加時，經濟產業部門的內部結構也會發生變化，不同產品和不同產業部門所造成的污染是不同的，使用清潔能源或者污染排放較少的產業份額不斷增加，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部門逐漸被淘汰和衰退，從而使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出現相反的發展方向；三是技術效應。隨著技術進步的發展和新技術在傳統部門以及能源部門的廣泛使用，能源生產和使用的效率不斷提高，清潔能源技術取代了陳舊的能源使用技術，這時環境的質量就會得到改善。通過技術進步、能源消費結構調整以及經濟結構調整使環境污染隨著經濟的增長而持續下降。

       在這三種效應中，經濟增長的規模效應可以被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抵消，當規模效應占主導地位時，環境污染問題會增加，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占主導地位時，環境質量就會得到改善。據中國碳交易網了解到，通常情況下，經濟增長的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往往需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國民收入具有較高的水平，國家和企業才有能力在研究和開發方面進行大量投入，實現技術的自主創新，從而達到經濟活動與環境的和諧發展。另外，只有當國民收入到達一定的高度，人們富裕之后，環境保護和治理污染的意識才會加強，對于有關環境保護的立法和政策措施的要求才會增加。因此，簡單的將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對立起來的觀點是不可取的。通過對三種效應的分析可以看出，如何發揮經濟增長的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降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峰值（拐點高度），應當成為現階段低碳經濟發展的重點，經濟增長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只有通過結構優化和技術進步來降低規模效應所導致的環境問題，才能夠促使經濟活動與環境資源的均衡發展。

       從產業結構變動的角度來看，由于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尚未完成，第二產業仍然是煤炭、石油等能源消費的主要部門，其碳排放量保持在46％左右，第三產業的發展并沒有對降低碳排放起到明顯的作用，經濟結構的優化對于節能減排具有很大的空間。從表1中可以看出，從2000年以來，中國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了明顯的減少，并保持了比較平穩的發展，這與中國實行有力的環境保護措施，加大對污染的治理以及新能源的開發使用有著密切聯系，同時也說明了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優化能源結構和能源技術的開發利用方面存在著潛力。雖然技術進步對于經濟的高速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大多集中在提高勞動生產效率上，對于降低碳排放的優勢并沒有發揮出來。因此，經濟增長對于環境的結構性效應和技術效應還不顯著，高速的經濟增長始終處于一種“高碳”的狀態，發揮經濟增長對環境的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對規模效應的抵消作用，是未來低碳經濟發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