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世英：我理解，要發揮好排污許可制度的基礎和核心作用，實現制度整合是關鍵。只有消除制度之間的掣肘，才能有效提高管理效能、降低企業成本。在這個過程中，要做好與環評制度的銜接、與總量控制制度的融合，最終要形成“環評管準入、許可管排污、執法管落實”的局面。同時，摸清污染源底數是基礎。要通過排污許可證核發工作，摸清到底有多少污染源，分清楚哪些需要重點管理，哪些需要簡化管理。核發過程中的難點在于，要合理確定許可排放量和實際排放量。只有這樣，才能弄清總量，制定有效的污染物總量減排方案，將總量減排任務細化到每個排放口。

在排污許可管理制度改革落實過程中，各地生態環境管理部門確實存在一些問題和困難。一是對排污許可證申請與核發技術規范專業性的理解不到位、掌握不深入、重視程度不夠；二是地方生態環境部門核發排污許可證任務較重、技術能力不匹配。有些地方采取購買第三方服務的方式來進行技術支持，但第三方技術支持單位水平參差不齊，對技術規范和行業排污特點的認識不足，也影響了排污許可證的核發質量。

對于企業來說，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主要還是人的問題。缺乏專業環保人員和專業環保知識，再加上企業對自身產排污情況掌握不夠全面，對相關排放標準的適用性、技術規范理解不到位，導致企業在排污許可申報、按證排污等方面存在困難。

但總體來說，企業對于排污許可證的認識在不斷強化。多數企業由原先的不關注、不重視，轉變為主動學習、主動電話咨詢排污許可證管理的法律法規要求，主動詢問申報和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要因地制宜、有所側重，重點關注與污染物排放有關的內容，要去存量，不允許產生增量。

鄒世英：我們組織了對已核發排污許可證的評估工作，也確實發現了一些問題，一些地方的發證質量不高。其中，有些地方對相關規定和要求理解不到位。有些企業臺賬記錄不規范，對排放情況季報、年報意識不強，甚至都沒有意識到上報數據中，出現了總量超標的問題。

還有一些地方在核發過程中，使用的標準不科學。有些指標人為加嚴較多，如將某些每兩年監測一次指標，加嚴為每月一次，這會加重企業負擔。在后續的許可證核發過程中，需要加強培訓，提高人員的業務水平，以提高發證質量。

鄒世英：排污許可證實施本身就是一項改革，在改革過程中勢必會遇到各種歷史遺留問題，需要正確看待和解決。目前，遇到的歷史遺留問題包括不能達標的、未批先建的、沒有總量的，還有一些企業過去符合要求，但拿現在的尺子去量已經不符合要求等幾種情況。

李干杰部長在今年兩會記者會上表示，在排污許可證制度改革過程中，對于那些未批先建的、還不能做到達標排放的，也是先發許可證，在許可證里明確整改期限。整改期限也根據情況，有的短有的長。整改期限到了，如果還沒做好，再采取相應的處罰措施。

生態環境部今年開展的一項重點工作，就是固定污染源清理整頓。印發的《關于固定污染源排污許可清理整頓試點工作的通知》（環辦環評函［2019］290號）指出，清理對象是2018年底前已進行排污許可證核發的24個重點行業排污單位，2019年11月底前完成北京、天津、河北、山東、山西、陜西、河南、江蘇8省市上述行業的清理整頓試點工作，將所有固定污染源全部納入生態環境管理。全國其他省份也要開展這項工作，但時間安排上稍晚，總體上要在2020年底前全面完成。

黃潤秋副部長3月28日在固定污染源排污許可清理整頓試點工作培訓班上的講話指出，清理整頓工作要以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清單為基礎，采用“摸、排、分、清”來概括。也就是摸清底數、排查無證、分類處置和逐個銷號。其中，分類處置就是對于不能發證的、可以發證的和暫不發證的企業分類施策。

對未批先建項目要以新環保法實施時間為節點，采取“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方式妥善處理。即2015年1月1日前投入運行的企業，不再以環評批復為核發條件，直接核發許可證；2015年1月1日之后投入運行的企業，提出辦理環評手續的要求，補充編制的環評文件應與新建項目有所區分。要因地制宜、有所側重，重點關注與污染物排放有關的內容，要去存量，不允許產生增量。對沒有主要污染物總量指標的企業，不再讓企業單獨申請總量指標，先發許可證，以技術規范和環評確定的許可排放量作為企業今后的總量指標。

總之，通過清理整頓工作，要切實做到“核發一個行業、清理一個行業、規范一個行業、達標一個行業”，實現所有固定污染源環境管理全覆蓋。

要通過排污許可制度的實施，讓企業和管理部門都嘗到甜頭。要讓排污許可證成為政府環境監管執法的依據、企業環境守法的文書和社會公眾環保監督的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