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略報告總體結構及研究基礎長期低排放戰略在總體結構上既有共性又有各自關切。絕大多數國家涵蓋了引言/前言、歷史排放趨勢、國際國內背景、國內相關工作進展、已有低碳發展/低排放研究的總結綜述、長期發展愿景、中長期減排目標、主要政策措施、評估和更新等幾方面內容，但在主要關切上也體現出一定差異。美國和加拿大將創新這一主題貫穿長期低排放戰略始終，其中，美國強調加快推動技術創新的重要性，并識別了各行業值得推廣且具有重大潛力的研發、示范和創新性減排措施，而加拿大單獨將清潔技術產業獨立成章加以論述，體現出兩國對于低碳發展背景下相關產業、技術和產品發展背后隱含的潛在經濟社會利益的重視。德國將氣候變化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緊密結合，并將2030年作為制訂氣候行動方案的里程碑式的節點。法國著重強調碳足跡，并利用碳預算方法設定中、長期和行業減排目標。墨西哥和貝寧的長期低排放戰略將適應置于與減緩同等重要的層面，墨西哥同時對氣候變化脆弱性和短壽命氣候污染物減排進行了重點論述，體現出兩國對相關領域的核心關切。長期低排放戰略提交需要良好的國內工作支撐和研究基礎。此次貝寧、墨西哥和法國提交的長期低排放戰略分別與貝寧在2016年9月通過的《低碳和氣候韌性發展戰略》、墨西哥在2015年11月通過的《國家低碳戰略》和法國在2013年通過的《國家氣候變化戰略：10-20-40愿景》幾近一致或略作更新，體現出各國均高度重視應對氣候變化并已針對溫室氣體排放工作開展了大量相關工作。美國、加拿大、德國和捷克的長期低排放戰略雖為新制訂戰略，但從各國戰略中針對國內相關工作進展、已有低碳發展/低排放研究的總結綜述等方面的內容可以看出，各國圍繞2050年減排目標、減排情景和路徑等方面均已有較為堅實的研究基礎。

（二）長期戰略目標設定及分析方法多數國家提出了到2050年的量化減排目標。除貝寧的長期減排目標是以2030年為目標年、減排量為相較于照常情景（BAU情景）的相對量之外，其他6國均提出了到2050年全經濟范圍的量化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參見附表）。其中，關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變化及森林（LULUCF）核算方法尚未明確，因此部分國家的量化長期減排目標不包括LULUCF排放或未明確是否包括LULUCF排放。此外，德國還提出了2050年實現大范圍碳中和的原則性目標，而其他發達國家未明確提出實現碳中和的時間考慮。各國在長期減排目標上多沿用之前提出的目標。捷克首次正式提出2050年在1990年基礎上減排80%的長期目標（這一目標實質也是歐盟提出的2050年減排80%～95%的低限值），其他各國在此次提交長期低排放戰略之前，均已由政府領導人公開承諾或在國家戰略文件中提出同樣的長期目標。此外，上述幾個發達國家在其長期低排放戰略中均未提出較其國家自主貢獻更加強化的中期（2025/2030年）目標。多數國家采用情景分析方法研究提出其長期目標和低排放發展路徑。美國圍繞其長期減排目標（溫室氣體排放到2050年較1990年減排80%），設定了基準、無碳移除技術、有限碳匯、無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術（CCUS）應用、智慧增長和有限生物質能源等6種情景，分別探討了不同技術發展模式和經濟社會條件下實現減排目標的可能路徑，以此作為論證應對氣候變化行動急迫性、展示低碳發展路徑的多樣性和不確定性的手段，并在此基礎上通過設計更大減排力度情景，探討了超越80%減排量目標所需條件，包括更加強化的全球行動和更快的低碳技術發展等。加拿大的情景設計思路與美國類似，通過比較分析現有技術、新技術、零排放電力、高需求響應和高減排力度（深度脫碳）等不同技術組合情景，力求在不同條件下得到具有共性的、主要的低碳轉型思路。德國雖沒有在長期低排放戰略正文中羅列其參考的情景分析工具，但明確指出，其目標是基于多數研究和情景評估的結果，在已知技術的條件下是技術和經濟可行的，且考慮到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重點對2030年的行業減排目標、政策和措施進行了細化描述。法國提出了2023-2028年和2050年兩個時間節點下的行業量化減排目標，由于其模型預測只到2035年，在更長時間尺度條件下傾向于長期趨勢的宏觀分析判斷。分行業和分氣體類型的長期減排目標設定仍有不確定性。各國在長期戰略中均不同程度的強調了長期溫室氣體減排仍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出于此考慮， 7國中只有法國提出了2023-2028（法國國內第三個碳預算期）和2050年溫室氣體減排的行業分解目標，德國則給出了2030年溫室氣體減排的行業分解目標。美國盡管給出了基準情景下2050年不同行業分能源品種的消費量、碳封存量和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的減排總量，但明確指出不同情景分析結果的差異巨大，基準情景的分析結果并不能直接代表行業的發展方向和減排目標。上述各國都沒有提出分溫室氣體類型的長期減排目標。

（三）減排重點領域及關鍵政策措施各國提出的長期減排重點領域和政策措施較為類似。上述7國均將能源清潔低碳轉型和控制能源消費總量作為長期減排的戰略重點，其中能源清潔低碳轉型的主要方向，是推動能源消費終端部門電氣化、電力行業脫碳化以及在難以電氣化的行業推廣其他低碳能源，在控制能源消費總量方面則主要通過提升各行業能效、發展工業循環經濟模式、能源需求側管理等方式實現。其他受到較多關注的重點領域還包括，生活方式低碳轉型、發展可持續城市、碳封存技術應用、農林業和土地利用與變化的可持續發展等。此外，盡管國際交通運輸排放并不計入各國排放量，但法國和德國在長期低排放戰略中仍提出，將通過多種手段削減國際交通運輸領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在政策措施方面，盡管各國側重點有所差別，但主要的政策措施較為類似，可分為強化排放標準、提升能效、制訂財政和經濟政策、加大研發支持力度、強化對低碳技術的基礎設施投資、專業能力培養和低碳文化建設、強化可監測、可報告、可核查等方面。法國進一步提出要建立各行業減排的監測評價指標體系，以量化和對標行業減排目標的完成情況。各國的減排路徑側重于二氧化碳特別是能源活動二氧化碳的減排。考慮到排放體量、方法學和數據基礎等原因，各國都將控制二氧化碳特別是能源活動二氧化碳排放，作為未來減排路徑的重點。德國、加拿大、墨西哥對林業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論述，美國、法國等國則僅對林業和土地利用變化的主要減排方向進行了宏觀描述和討論。在碳封存方面，包括美國在內的幾個大國，均將碳封存技術作為中長期實現溫室氣體減排的關鍵技術選項，但對其在溫室氣體減排中發揮的作用定位并不明確，只有美國明確提出2050年電力行業將幾乎全部由可再生、核能和加裝CCUS的化石能源電力或生物質電力組成，并給出了不同情景下碳封存技術的減排潛力。關于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減排的論述相對較少。美國、加拿大對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的分行業排放進行了討論，但除了對排放現狀和既有政策的簡單描述外，只從減排的技術方法上進行了簡單描述。墨西哥強調了短壽命溫室氣體氣體的減排對于減緩氣候變化的重要意義和在其它環境領域的協同效益，并列出了黑碳等短壽命溫室氣體的減排政策和措施。由此可看出，有關非二氧化碳減排路徑的分析還有很多不確定性，需進一步強化相關研究。

（四）減排與發展的關系及協同效應各國長期低排放戰略均強調了推動溫室氣體減排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良性互動關系。減排與發展的內在聯系是各國長期低排放戰略，特別是長期發展愿景部分刻畫的一個重要要素。德國指出成功的氣候政策必須是經過系統性的設計，以創造未來的發展機遇，幫助企業投資流向那些具有前瞻性的、可持續性的技術，以避免資產的擱淺，強調其國內應對氣候變化工作未損害工業競爭力，反而推動了經濟增長和創新能力，同時強調其長期低排放戰略并沒有包括任何硬性目標，2018年將在量化評估長期低排放戰略的減排效果，以及環境、社會和經濟影響的基礎上進行一次修訂，對經濟社會發展影響深遠的行業目標仍可能會修改調整。法國在指出其長期低排放戰略的減排速率需達到歷史速率的2倍的同時，提出通過綠色增長來確保實現持續經濟增長、保障國內糧食安全等重要條件。墨西哥從自然資源和能源資源高效利用、國家發展定位、人均就業和收入、適應氣候變化等四個要素角度，提出了其可持續發展和低碳增長的長期愿景，并給出了未來10年、20年和40年時間尺度下社會、生態系統、能源、排放、生產體系、私營部門、交通運輸等7個方面的發展里程碑。加拿大提出其致力于建設更清潔、更具創新性的經濟，可在創造高薪資工作崗位和推動經濟強健增長的基礎上，減少排放和保護環境。美國提出長期低排放戰略展示了如何在滿足日益增長的能源體系和土地需求的同時，保持低排放路徑、保持經濟活力，并確保與化石燃料生產和使用密切相關的居民可實現合理轉型。各國針對總成本效益和投資需求的量化評估仍需加強。加拿大引用關于全球氣候變化損失損害的文獻數據，提出應對氣候變化將在增加清潔技術工業就業崗位、增強國內相關領域知識進步和創新、提高其他行業生產率等方面帶來顯著效益。法國探討了實施長期低排放戰略對社會收入分配、環境和公眾健康等領域的影響，強調實施長期低排放戰略，可減少對進口化石能源依賴、能源支出和碳足跡，并估算了額外政策情景相較歷史趨勢情景的GDP增長、新增就業和額外建設投資情況。墨西哥通過對比不同情景下2050年人均GDP、居民消費支出等因素的變化，得到減排成本隨減排力度增大而不斷增大的結論，但同時也指出未量化的經濟效益部分可能遠高于減排成本。美國長期低排放戰略引用全球溫升造成的GDP損失數據，指出氣候變化將對其國內低收入人群影響最大，并會加劇健康、工作等領域的不平等，給出了對電力行業投資需求的預測，提出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將在提高勞動生產力、減少美國經濟受石油市場波動的影響、推動低碳投資增長等方面帶來收益。德國引用歷史數據強調了在可再生能源設施和電網基礎設施領域的高額投資需求，強調了在排放中性和“氣候友好”技術領域強化投資的重要性，但未就將來的成本或投資需求給出量化分析。

（五）全球長期減排目標及各國努力與貢獻實現全球長期溫升控制目標仍面臨不小挑戰。除貝寧和捷克外，其它各國均不同程度地提出其長期減排目標與全球溫升控制目標之間的協調一致性。法國、美國和墨西哥提出本國目標符合全球2度溫升目標的要求，德國提出將為實現巴黎會議期間所做承諾做出適當貢獻，加拿大提出本國目標與控制在2度至1.5度的目標相一致。但是，根據聯合國環境署（UNEP）發布的《排放差距報告2017》，即使各國均能實現自主貢獻目標，2030年全球排放量與在可能的2度溫升目標對應的排放路徑相差量將達到110-135億噸二氧化碳當量，2030年前對應的碳排放空間的80%將被耗盡，極其不可能實現全球2度溫升目標，距實現1.5度溫升目標的差距就更大。由此可見，全球長期溫升控制目標的實現仍面臨不小挑戰，各國仍需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減排努力。多數國家并未明確對全球減排努力的分擔和貢獻。在上述7國中，除貝寧和墨西哥外，其他國家均是附件I國家，但7國均未提及公平原則、共區原則和各自能力原則，對分擔全球減排努力的描述也較少。墨西哥將如何分擔全球減排努力作為一個重要的倫理問題提出，提出墨西哥仍是發展中國家，但也有必要為實現全球減排力度采取行動。貝寧提出，盡管其是非附件I國家，但仍致力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法國強調其是人均排放最低的發達國家，德國指出其應為實現歐盟應對氣候變化目標作出恰當的、公平的貢獻的責任，而美國則僅指出其長期低排放戰略給出的路徑將使其早于全球幾十年達到近零排放。多數發達國家未涉及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援助等問題。7國中僅有德國和捷克提到了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援助。德國再次重申默克爾2015年在彼茲堡氣候對話上承諾的2020年國際氣候援助在2014年基礎上翻番的承諾。捷克把對發展中國家氣候保護行動的資金援助單列一章，指出目前的資金援助規模僅占其GDP的0.004%，其長期目標是在2030年前資金援助規模達到發達國家2012年的平均值（GDP的0.042%）。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各國都非常重視其長期低排放戰略的制訂，但由于其是一個綜合性戰略，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因此也面臨諸多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我國在推動達成《巴黎協定》的過程中做出了歷史性的積極貢獻，盡早研究制訂我國的長期低排放戰略，不僅是落實習近平主席提出的“百分之百承擔自己的義務”的最好體現，更能切實發揮應對氣候變化和低碳發展對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的推動和引領作用，有效推動我國轉變發展模式、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考慮到我國溫室氣體排放體量和各界對我國氣候變化國際領導力的期許，我國應加快研究制訂并適時發布和提交長期低排放戰略。

一是加強對各國長期低排放戰略及相關戰略的研究和比較分析。參考《巴黎協定》的要求，及時跟蹤各國長期低排放戰略及相關戰略中可資借鑒的地方，確保我國長期低排放戰略在形式和內容上與國際接軌，全面反映我國進入新時代在新發展理念指引下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長期目標、重點行動、努力與貢獻等，為我國更深度參與全球氣候治理奠定良好基礎，也為我國長期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輿論環境。

二是強化對我國長期低排放戰略的系統研究和集成分析。近年來，我國在長期低排放戰略相關研究方面已開展了不少工作，如國家發展改革委組織國內多家研究機構開展的“中國低碳發展宏觀戰略研究項目”、科技部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全球變化及應對”重點專項、改革發展專項“巴黎會議后應對氣候變化急迫重大問題研究”項目等，國內諸多研究機構也就此開展了不少研究，但總體而言仍需從多方面系統研究和集成分析，進一步減少長期低排放戰略制訂中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如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新形勢的研判及長期趨勢的系統分析、對我國全經濟范圍和全口徑溫室氣體排放的變化趨勢及減排策略的綜合分析、對我國溫室氣體減排政策的長期趨勢及其影響的量化評估、對我國長期低排放重點措施和行動的成本效益分析等。

三是加強對我國跨領域前瞻性相關重大戰略問題的深入研究。長期低排放發展戰略是涉及多個領域、部門和區域的綜合性戰略，需要加強與控排密切相關且具有戰略性、交叉性和前瞻性的問題的研判分析，如：我國綠色低碳新經濟增長點的培育與發展、我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導向構建、我國跨區域差異化低排放發展路徑、我國深化全球氣候治理對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建低碳共同體方案等。四是從國家戰略高度推進我國長期低排放戰略的研究制訂。我國當前已經明確提出要在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和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推動經濟社會的低碳轉型既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客觀要求，也能為此提供強有力動能。因此，要從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研究提出我國長期低排放戰略的總體思路、關鍵要素和核心內容，并切實強化其對各地區、各行業發展的引領和指導作用，真正將低碳發展和轉型的理念和行動落到實處。（陳怡、劉強供稿）



注：本文摘自《氣候戰略研究》簡報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