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南：第一個基礎是我國進入了新發展階段。總的來看，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工業化進入中后期，二產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以及碳強度較高的重工業在二產中的比重都穩步下降；人口增速也明顯放緩，這都使得我國的碳排放增長日益趨緩，年均排放增速由“十五”的12.5%、“十一五”的6.1%，降為“十二五”的3.3%、“十三五”的1.7%。

第二個基礎是我國可再生能源市場的相對優勢。近年來我國新能源產業蓬勃發展，風電、光伏產能大幅提升。可再生能源的消費比重也持續提升，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約16%，比2015年提高了約5個百分點。

第三個基礎是生態文明理念成為社會共識，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理念日漸深入人心，減污降碳協同增效格局正在形成，這是我們深入開展碳達峰、碳中和的重要條件。

第四個基礎是“雙強度”控制提供了制度框架。“十三五”期間，國家實施單位GDP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強度控制，并且將控制目標分解到各省區市，納入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和干部政績考核體系，為實施碳達峰提供了初步的制度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