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數字被稱為“碳的社會成本”（Social Cost of Carbon，簡稱SCC），是氣候變化經濟學中的重要概念。它曾被其創建者、奧巴馬政府的前首席經濟學家邁克爾?格林斯通稱為“你從未聽說過的最重要數字”。自2010年首次使用以來，SCC已被納入多個重要經濟決策的考慮因素中，例如消費電器的能源效率，以及汽車和卡車的燃油經濟性要求等。

　　SCC合計了與排放1噸二氧化碳有關的所有可量化成本和收益，定義了社會應該為避免未來氣候變化——如洪水和干旱事件的增加——所造成的損失而支付的成本。通過SCC，決策者就可以權衡緩解氣候變暖的好處和減少碳排放的成本。

　　SCC有兩個主要特點，一是考慮了碳排放對全球造成的損害，二是考慮了今天的碳排放對后代的影響，因為溫室氣體會在大氣中持續存在很多年。

　　一些國家已經嘗試采用某個版本SCC，使用SCC來評估能效標準的收益，并指導政府制定電力等部門的政策，政策為每年的溫室氣體排放設定了一個總體上限，但通過允許企業在拍賣中買賣污染信用額度，為企業實現這一目標提供了靈活性。

　　SCC有助于促進評估和決策，涉及消費電器能效、車輛燃料經濟標準，以及逐步淘汰氫氟碳化物（用于冰箱和空調的強效溫室氣體）等。

　　然而，一些經濟學家表示，SCC作為工具而言有其局限性，對氣候變化早期采取有力行動的好處遠遠超過不作為所付出的代價。現在經濟學家認為，SCC的計算方式高估了采取氣候行動的成本，低估了行動的效益，導致其數值過低。

　　在2014年的一篇論文中，研究者分析了SCC對以其作為工具的53項政策的實際影響程度，并得出結論，在幾乎所有政策中，政府對凈效益的估計都是正的，無論是否有SCC。換句話說，研究作者認為，SCC在早期并沒有導致政府政策的實際變化。

　　不過，早期的SCC可能在其他方面產生了影響。SCC對企業思維“有著深遠的影響”，企業利用它來設定內部的碳價格，用于商業和投資決策，這也促使政府出現關于征收碳稅的立法建議，而這些稅被設定為與SCC相同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