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界范圍來看，發達國家碳達峰多是因為某種危機影響了其正常發展，高碳產業被迫關閉或轉移到其他國家。這屬于外部因素沖擊下的突變，發達國家在實現碳達峰前并沒有預知。

同時，在碳達峰前后的平臺振蕩期，很難保證后一年的碳排放值低于前一年。以美國和日本為例，經濟危機使其碳排放量在2007年達到峰值，但2011年福島核泄漏事故發生后，日本重新發展煤電，導致其碳排放峰值延后到2013年。北歐國家也有類似情況，長期的碳達峰平臺振蕩期和后期的偶發事件，導致前期的碳排放峰值不再是最高值，這是各種假設條件相對確定的漸變性模型難以模擬的。

目前我國大量高碳、重化工業領域的生產能力正處于“青壯年”，還有很長的可用時間。相比之下，發達國家提出的退出煤電等降碳措施，往往是相關能源完成替代或設備臨近“壽終正寢”時的自然退出。如果我國不顧自身的資源稟賦條件和產業競爭力的現實情況，讓已投運且運行時間不長的設備擱置，或使已形成生產能力的高碳、重化工業過早退出，都將是巨大的浪費，也未必是真正的低碳。

此前，一些智庫預測，我國碳達峰時間為2025年左右。在我國作出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的承諾后，有研究機構提出，可將碳達峰時間提前至2027年左右。 

實際上，在使用模型測算的過程中，通過調整不同參數、不同假設，碳達峰時間點可以是2021年-2030年的任何一年。關鍵是哪年碳達峰既能兌現我國對國際社會作出的降碳承諾，又能把降碳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利影響降至最低。這需要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很強的洞察力，而非進行簡單的模型模擬。

我國曾承諾2030年左右碳達峰，后來明確提出2030年前碳達峰，這是中央深思熟慮后作出的重大決策。要實現這一承諾，需發揮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而非簡單把碳達峰時間提前幾年，以保障承諾兌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