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關于各地高溫的新聞，引發公眾對氣候變化、極端天氣的關注。這當然不只是普通人的“體感”，聯合國的數據表明，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由于氣候變化的影響，自然災害數量增加了5倍，給人類造成的損失絕對值也成倍增加。
應對氣候變化，無論從理念還是行動，都比以往顯得迫切。
極端天氣的主因是全球變暖，并非厄爾尼諾。地球上的溫度趨暖，這是真正的背景所在
記者：世界氣象組織（WMO）發布公告，確認熱帶太平洋7年來首次形成厄爾尼諾條件。因此，公眾不可避免地會將今夏的高溫天氣與之產生聯系。您認為今年的高溫與厄爾尼諾相關嗎？
朱定真：厄爾尼諾是指出現了一個相對異常的現象，全球某一個關鍵海區溫度偏高，造成大氣環流的紊亂，但這種紊亂有一個滯后性，作用不會馬上顯現，它的影響是會滯后的，至少現在的高溫天氣還不能馬上和厄爾尼諾產生聯系。我們現在還在預測厄爾尼諾是中等強度、中等偏強還是強度，不同強度帶來的影響級別也不一樣。持續高溫天氣真正的大背景是全球變暖。全球變暖的趨勢一直在持續，地球上的溫度一年比一年更暖，這是真正的背景所在。我們過去在研究氣候變化的時候就有一種推論：因為氣候變暖，全球極端事件的頻率強度會增加，事實證明了這個推論的正確性。
記者：中國氣象局近期發布的《中國氣候變化藍皮書》顯示，2015～2022年是有氣象觀測記錄以來最暖的8個年份，極端強降水事件也增多了。
朱定真：極端氣候不僅包括暖事件，也包括冷事件。例如，極地的環流紊亂了，可能極地的冷空氣在不同的季節會南下造成一些冷事件。我國降雨量沒有太大的變化，但降雨天數少了，那就說明降雨的強度增加了，一次降雨就可能達到特大暴雨，可能引發洪澇等自然災害。
記者：公眾都想知道氣象預報中的溫度是怎么測量出來的，就拿今年
北京來說，預報溫度最高達到40攝氏度，但大家的體感溫度卻還要高一些，所以難免會對氣象預報的精準度產生懷疑。
朱定真：有些公眾認為，氣象部門有意不報高溫，實際上這是一種誤解。我們對預報是有考核的，即使是出現±1度的偏差，都要扣分的。那么怎么解釋公眾的感覺有偏差呢？因為我們報的溫度是百葉箱溫度，而不是地面溫度。這也是世界氣象組織的統一測量標準，各國都要遵守，所有的氣象臺用的溫度一定是觀測場內的百葉箱中的溫度計溫度。這個觀測場的要求是平坦的地面（50米×50米），周邊沒有明顯的水體高樓遮擋。百葉箱不能受近地層溫度的影響，要離地1.5米、避陽避光又通風，所以我們可以理解為是在一個陰涼環境里面測量的。它的溫度和直接在太陽光下、柏油馬路上或者綠地上進行測量的溫度都是有差別的，如果氣象預報報到40攝氏度了，那么太陽下肯定遠遠不止40度。
記者：怎么才能確保各地都使用國際統一測量標準？
朱定真：當全球某地報出了一個極高或者極低的溫度以后，世界氣象組織會派專家到當地去校準觀測環境的儀器是不是準確，流程是不是符合國際標準。如果不是，那么這個記錄作廢，必須是按照標準的記錄才能載入史冊。所以溫度測量是很科學，沒有半點馬虎。我們的溫度計都得校驗的，一段時間就得校準一次，就像血壓計一樣。
我們現有的抗災能力，能不能適應未來氣候變化？
記者：中國是全球氣候變化的敏感區和影響顯著區，極端天氣頻發會造成哪些不利影響？
朱定真：中國跨越的緯度帶多，包含的氣候類型多，同樣自然災害的種類也非常多，大致可分成5大類，35種主要災害。自然災害多、發生頻率高、影響范圍廣就是中國的一個國情。假設氣候繼續以這種趨勢變化下去，相比幾十年前，以現在的人口和經濟發展規模、經濟活動來說，同等災害造成的損失的絕對值要大許多。我們現在很多地方的基礎設施的設防閾值還停留在幾十年前的標準。
記者：這聽起來令人擔心。用過去的防御標準，能應對未來的風險嗎？
朱定真：一些干旱地區出現降水增多趨勢，也意味著當地將會面臨目前公共基礎設施承載不了的自然災害。例如，在西北一些地方，降水20毫米就可能造成道路沖毀，河道垮塌。特別是在黃土高原一帶，很多的村落建在黃土上，我們想象假如西北部降雨量增加，土壤里水的飽和度也增加，次生災害的風險是非常大的。現在一些農家樂都有漂流項目，假如氣候變了，這些地區的上游或者當地降水強烈，洪水嚴重的話，現在的設施是不是能經受住考驗？這些都需要未雨綢繆，做好規劃。
記者：眼下已經進入汛期，一些地方在防汛排澇的同時，也提出蓄水，這是基于什么考慮？
朱定真：從戰略上講，通過技術創新做好蓄水工程，對于應對水資源風險是一個非常有遠見的措施。我們要辯證地看待水，一方面必須要應對洪澇災害，另一方面，人口膨脹、用水量增加、氣候變暖帶來的蒸發量增加等諸多因素，導致地球上的淡水資源成為越來越稀缺的資源。我國的氣候特征和同緯度的歐洲不同，歐洲雨量相對平均，但我國是單峰型的降水。過去，在4-9月的汛期里，我們通過修堤壩將水排掉；到了秋冬季，又面臨缺水的狀況。所以，在泄洪的同時設法蓄水，是值得提倡的。
記者：總體上看，怎樣評價我國防范自然災害的水平？
朱定真：我國的防災策略是在經驗教訓中不斷摸索，隨著科技進步，在科學認識中不斷加深的。過去，大家常說“戰臺風”“抗臺風”。現在，我們更加注重以人為本，保障人民生命安全，變成了“防臺風”。我們的策略很清楚，是政府主導、預警先行、部門配合、公眾響應，一到防御之時，整個體系就運轉起來。現在很多發達國家也開始效仿我們的做法。這里面當然涉及跨領域的信息交流與合作。氣象預報要預報得早、報得準，還要提醒相關部門和公眾怎樣進行防范，以使每一個過程的風險降到最低。將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疊加做預警，這應該是一個新的方向。
面對氣候變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國家應及時調整戰略，重新摸底農業氣候區劃
記者：農業是最典型的靠天吃飯的行業，怎樣看待全球變暖對農業的影響？
朱定真：氣候帶會隨著全球變暖發生擺動。比如說，南面的氣候帶會向北挪，是否還適合生產原有的糧食、經濟作物？這就有可能帶來糧食生產布局的調整。實際上現在很多事實已經出現了。例如南方雙季稻區可種植北界向北推移、香蕉可以種到更北的地區。只是大家還沒有統籌評估過，如果再往下推三五十年的話，會怎么樣？還要考慮將來在高溫、自然災害多發的情況下，種質資源是否能適應既有環境；以及南方的病蟲害北移、外來物種入侵路線變化的措施是否要調整。
記者：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要強化農業防災減災能力建設，研究開展新一輪農業氣候資源普查和農業氣候區劃工作。這也是過去五年中，您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多次呼吁的
問題。
朱定真：對。上一次全國農業氣候區劃工作還是在20世紀80年代。40余年過去了，有必要重新摸底，將現在氣候變化的事實和未來氣候變化的趨勢結合起來考慮，調整國家戰略。
記者：您剛才說到氣候對種質資源和病蟲害的影響，氣象部門和農業部門有沒有開展合作進行研究？
朱定真：據我所知已經在做這方面的工作了。例如，農業部門有意識地在高濃度溫室氣體的情況下培育一些種子，保持它的養分、產量。還有一個典型，是高標準農田。去年，很多地區出現了干旱等極端天氣，但是對農作物的產量影響沒有以前大，就是因為高標準農田提高了應對極端天氣的能力。一些農林業的專家告訴我，因為有害物種的入侵，我國每年要損失幾百億元。那么，氣候帶一變化，它的適宜地區和遷移路線也變了，如果到時再去應對，恐怕措手不及。因此，可能需要建立一些國家級的團隊，作為基礎性的前沿性的戰略研究去立項研究。
面對紅色預警，我們要做的事就是盡快“踩剎車”，早日實現“雙碳”目標
記者：全球變暖這個說法是何時出現，又是在什么時候成為定論的？
朱定真：20世紀60年代竺可楨先生就提出氣候在變暖、未來的全球危機有可能體現在氣候方面的觀點。幾十年前，美國的一份報告也提出，未來氣候變化的風險比戰爭還要嚴重。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每5—7年會出一份氣候評估報告，到現在已經到第六份了。我們可以看看每次報告表述的演變過程：氣候可能要變暖——氣候好像真的要變暖——氣候真的變暖了——人類活動的因素可能在里面有作用——人的因素真的有作用——有90%多的把握，人的因素起了作用。科學氣候定義一定要有一個“30年平均”。如果說30年平均看上去還在這么走，我們認為這就是一個事實、一個趨勢。現在IPCC全球科學家的共識、從全球科學家的上萬篇文章文獻的結論得出的主流意見，就是全球在變暖。
朱定真：我們通過幾個經典的曲線得出結論，溫室氣體的排放是加速現代氣候變暖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溫室氣體排放里面人為的因素就很多了，所以要由人類來減緩它。因此，提出碳達峰、
碳中和實際上是全球的意愿。如果哪一個國家不采取措施，都會影響其他國家。
記者：WMO的公報里說，2023年可能會是一個暖年，但是2024年可能是一個最暖年。未來五年中至少有一年能夠達到我們預警的溫度，全球平均溫度比工業革命前高1.5攝氏度。達到預警溫度，意味著什么？
朱定真：在去年舉行的第二十七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第27次締約方會議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說，“現在我們是踩著油門在沖向氣候危機。”他呼吁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攜手應對，共同控制溫室氣體排放，落實《巴黎協定》中“將氣溫升幅限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1.5攝氏度之內”的目標。所以面對紅色預警，我們要做的就是盡快踩剎車，早日實現“雙碳”目標。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我們國家提出的理念，全球要一起來做，因為這是大家共同的義務。
記者：中國承諾力爭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時間緊任務重。現代經濟社會已經如此發達，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多有變化，要再回到低排放狀態，壓力可想而知。
朱定真：在10年前、20年前，公眾還很難將氣候變化與人類活動聯系在一起，但現在幾乎沒有人不認可。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我們要實現“雙碳”目標，壓力是巨大的。社會發展不可能退回到原始社會，我們只能依賴技術進步讓排放量逐漸達到一個峰值就開始下降。所謂的零排放做不到，只能說排放吸收、消化或者封存，能夠達到一個零的平衡。當然這個過程不能是粗放的，它一定是要靠科技創新，要考慮到整個溫室氣體排放的全鏈條。例如，我使用一個
節能產品，就要算一下在它的生產過程中，排放量是不是在節能產品使用過程中能抵消。如果抵消不了，它未必是一個完全的節能產品。
記者：盡管過程艱辛，但中國作為《巴黎協定》的重要締約方之一，仍在積極推動共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知行合一，“中國方案”有目共睹。
朱定真：從高排放向低排放轉變，經濟社會發展都會受到影響，但長久來看，這個過程是大有裨益的。我們去做一些革新，去做一些
政策上的調整，去做一些未雨綢繆的準備，有助于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占取主動的地位，所以不是別人逼著做，而是我們自己要做。現在我國已經取得一些世界領先的成果，例如，碳
減排成效顯著；新能源汽車產銷量連續8年保持全球第一，可再生能源發展迅速，風電、光伏裝機穩居世界第一；電動載人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這“新三樣”在今年的外貿中也有很搶眼的表現。選擇清潔能源、綠色低碳產業成為全球共識。當在轉型的過程中有了更多的發明創造以后，未來的發展前景就更廣闊了，而且這是一種綠色的、可持續的發展。我們還要盡量地擴大話語權，在國際上把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成功經驗或者中國案例推廣出去。我覺得中國有這個能力，也有這個責任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