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個全國生態日來臨之際,為了深入探究生態對于中國和世界的價值,回顧中國生態文明發展歷程,分析生態資源價值化路徑,8月9日新京報貝殼財經會客廳主辦以“中國式現代化的綠水青山之路”為主題的圓桌
論壇。
國際環保機構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項目經理、氣候風險項目負責人劉君言在分享中表示,綠色和平在中國大陸開展工作已經21年了,見證了整個中國生態環境變化的過程,而工作重心也從較早時期對末端污染的聚焦逐漸追溯到污染的根源性
問題,回到了整個經濟結構、能源結構的層面上,并且探討如何調整才能有效降低污染帶來的健康風險和整個社會發展風險。
談中國變化
生態環境的保護已成發展的一部分
“2018年左右我們注意到隨著‘大氣十條’的一步一步執行,確實中國在空氣污染的治理上,在很多環境問題的工作上有了巨大改善,特別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文明理念興起之后,我們自己的工作都感到一種變化。這種變化是以前大家還會想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是不是一個對立的關系,并在社交媒體上討論先吃飯還是先要保護環境的問題,但2018年之后這個討論變化了,更多的人意識到生態環境的保護其實就是發展的一部分。”劉君言表示。
以前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用的一個核心的指標體系是GDP,但GDP只計算了增長值,沒有計算到所付出的成本。劉君言解釋,“增長邏輯在變,我們的指標體系也要變,指標體系需要重新去回溯這些成本是如何被計算的,比如‘包容性財富’,就是要計算在可持續發展的同時整個社會擁有的總資產,是否可以滿足未來的持續增長,也包括我們的生態系統是否能夠持續為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提供必要福祉等一系列問題。”
劉君言認為,2018年之后,整個國際環境組織的工作也出現了很大變化。在原來聚焦污染事件的曝光或末端治理問題之外,我們需要更加關注可持續的健康的生態安全的未來。劉君言說,“當前一個核心的工作是重新去認識氣候變化到底是什么。我們看到這幾年它的氣候變化的趨勢其實是更大的不確定性和更大的災害性。”
劉君言表示,以前我們講氣候變化的時候,講的是到2100年或者2050年的一個長期趨勢是怎么樣的,但數據顯示氣候變化的影響在2000年以后呈現非線性的變化,它的災害的水平、強度都在快速地增長。由此帶來的一個直接的沖擊,就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安全、穩定和可持續。“因此,2018年之后中國也從單一部門的
政策應對方案,轉向更加系統的生態文明思想路徑。”劉君言表示。
談全球挑戰
氣候變化突破臨界點,危機正在加速
在談及當前全球生態面臨問題的時候,劉君言表示,氣候危機和生態危機正在相互加劇。我們在氣候里面有一個概念叫作臨界點,有多少的變化已經被突破了這個臨界點。北極的海冰面積、亞馬遜雨林從可以吸收碳的地球之肺,現在已經開始排放了。因為每年的毀林以及由于森林野火導致的排放已經遠遠超過了它能夠吸納的量。
越是緯度高,越是海拔高,越是內陸的區域,它的增溫的速率是要超過全球平均水平。“比如中國西部地區升溫速率差不多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所以大家可以想見有多么嚴峻。”劉君言說,“在全球生態的領域里面,我們看到的也就是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的一個快速的消減。”
同時,劉君言認為危機還在于很多的科學性問題沒有被研究清楚。非常多的生態系統和氣候之間的相互交換關系是如何導致一個非線性變化的?這在科學上的未解會導致對危機認識的不足。
劉君言表示:“我們很多研究是基于過去的經驗。這10年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適應能力的上升來自基礎設施巨大改善,但是基礎設施的發展是剛性的,它有一個極限,而這個極限在極端氣候一來的時候很快就被突破了。”
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劉君言認為,中國起步沒多久,很多方法論還不成型。“我想在政策之外,從
市場的角度認識到危機,并且開始為之行動,可能是非常有利的力量。同時,在公民社會的力量上,我看到越來越多的社會群體開始重新表達應對生態安全和氣候危機的意愿并采取行動。所以,社會力量也是在推動全球生態環境保護不容忽視的一個力量。”
談未來之路
中國能從三方面為全球低碳轉型作出貢獻
劉君言認為中國生態環境方面的“1+N”政策體系,是自上向下實施的,目標非常明確,并能夠壓實到每一個地方上的變化。“政策一旦執行,它最核心的目標就是倒逼產業轉型。我們經濟體制比較僵化,如果沒有頂層設計來倒逼的話,很難像現在這么快地跟進綠色轉型。”劉君言說道。
同時,劉君言認為應對氣候變化不僅僅是自上而下的工作,也需要自下而上的響應。很多時候我們作為消費者,用我的購買行為、消費行為作出選擇。一旦整個社會的綠色消費的意識,或者生態環境保護的意識上升之后,市場就會發生變化,從而會倒逼上游的產業鏈和供應鏈變化。
在談及中國能夠為全球生態做什么樣的貢獻時,劉君言表示,可以從三個方面探索。
首先,是技術革新。目前中國的一些可再生能源的技術、電網技術已經走在前面,將為全球低碳發展作出貢獻。
其次,提供從市場到政策全覆蓋的一套工具包。這一套工具包包括
電力系統、能源產業,包括與能源產業相關的政策體系,探索如何可以在這樣大規模體量的經濟結構下去加速實現深度的綠色低碳轉型。
最后,是整個社會轉型的試點。關于公正轉型,以能源產業為主體的市場實現深度轉型的只有德國的魯爾區,但是它對于全球其他地區轉型的參考意義有限。而中國和很多發展中國家,能源產業和整個社會經濟結構深度綁定。對于這些經濟體而言,中國如果能夠實現一個公正公平的低碳轉型,對全球發展中國家,都有非常重要的示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