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76年以來，地球的平均氣溫上升了約1℃。1856年，美國科學家富特首次描述了溫室效應，并通過實驗予以驗證。40年后，瑞典人阿列紐斯證實了富特的預測，并量化了溫室氣體與氣溫之間的關系。及至今天，氣候正在改變人類生存空間，其速度可能遠超人們的預計。

　　而今沒有什么比用“憤怒”二字形容現極端氣候更合適的詞匯了。在《憤怒的天氣》一書中，呈現了這樣一組統計數據：迄今為止，地球上最熱的年份是2016年，其次是2017年和2015年，再次是2014年、2010年、2013年和2007年。“可見，地球上目前為止最熱的7個年份都在過去的10年中”。本書的第一作者弗麗德里克·奧托曾任牛津大學環境變化研究所主任，被《自然》雜志評為“2021年度十大人物”。針對當前的溫室氣候變化，作者借助歸因科學，通過大量觀測研究，回溯導致天氣事件的具體原因，并試圖將溫室效應與人們的生活特別是經濟發展聯系起來，從而尋找一條遏制氣候變暖的路徑。

　　越來越難以遏制的“怒火”

　　越來越多的案例和研究表明，氣候越來越像一匹努力掙脫韁繩的野馬。不過，作者沒有選擇同類主題作品慣用思路，將矛頭對準距離人類居住地較為遙遠的冰川，而是嚴格遵循歸因科學研究思路，將極端天氣事件與人為氣候變化直接聯系起來。因此本書主要聚焦可能與氣候變化產生更加緊密聯系、對讀者帶來更直觀印象的“身邊人身邊事”。

　　溫室效應到底會給地球帶來什么影響？在普通人的思維里，很可能只是氣溫升高，天氣更熱。作者引用科學研究成果后指出，氣候變化造成的影響是復雜的，溫室氣體排放不僅使大氣層變暖，而且改變了大氣層的成分：越來越多的二氧化碳、甲烷和水蒸氣在積聚，隨之而來的是大氣環境發生變化。如果把原來的大氣環境比喻在一個區間值內相對穩定的活動，那么隨著大氣成分的改變，原來的區間值正在被打破，其結果往往是“極端天氣增多，降雨量在一些地方是增加的，而在另一些地方則是減少的”。

　　根據經驗法則，如果地球氣溫上升1℃，降雨量會平均增加7%。2017年登陸美國得克薩斯州的“哈維”颶風曾奪走了83條生命，造成了1250億美元的損失，比美國以往任何一次颶風都嚴重得多。根據當地的觀測統計，休斯敦三天的降雨量超過1000毫米，如果沒有發生氣候變化，相關的降雨量將減少12%至22%。作者通過分析當地歷史降水記錄還發現，在過去的100年里，該地區從未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有過如此大的降雨量。在統計模型的幫助下，至少可以確定，發生這樣一次天氣事件的概率低于每9000年一次。

　　隨著全球氣候變暖，蒸發量也會隨之增加，于是便出現了這樣具有強烈反差的一幕：當一些地方頻頻遭遇強降雨天氣災害時，另一些地方卻遭遇史無前例的干旱。比如，東非的干旱愈演愈烈，2015年埃塞俄比亞就經歷了幾十年來最為嚴重的干旱。

　　極端氣候的表現不只是極端高溫、強降水和干旱，甚至還有極端寒冷天氣。據報道，去冬今春以來，中國北方鄰國蒙古國就遭遇極寒天氣和暴風雪侵襲，該國平均降雪量創下1975年以來最高紀錄，八成國土被大雪覆蓋，390萬頭牲畜死亡。

　　種種跡象表明，地球氣候越來越像是一頭憤怒、難以約束遏制的猛獸，正肆意地發泄自己的憤怒情緒。不管人類是否愿意，這樣的極端氣候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我們眼前，最終成為生活的一種常態。

　　是誰點燃了天氣的“怒火”

　　本書作者指出，歸因研究的目標，就是將極端氣候形成原因指向責任方，乃至有朝一日，我們可以向那些對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企業和國家追究責任。

　　1776年，詹姆斯·瓦特改進的蒸汽機投入使用，人類進入“蒸汽時代”，工業革命進程因此加快。隨著蒸汽機的大量應用，人類對能源的消耗量駛上了快車道。但是相較于今天，當時的碳排放增速較慢，對氣候的影響相對較小。截至1960年，全球平均氣溫只上升了0.2℃。自那以后，隨著全球經濟進入新一輪的快速發展期，工業化進程不斷加速，歐美工業國家的碳排放步入加速度。可以說，緣于人類科學認知缺陷，人們顯然沒有考慮到近代經濟發展對氣候產生的負面影響。

　　美國地理學家理查德·赫德通過長達15年的研究發現：自工業化以來，導致世界平均氣溫升高1℃的“主犯”是歐盟（17%），其次是美國（近16%）。在同一時期，僅90家公司的排放量就占世界溫室氣體排放量的63%。其中，沙特阿拉伯阿美、美國石油巨頭雪佛龍和埃克森美孚各自“分擔”了自工業化以來，人類溫室氣體排放量的3%以上。英國石油公司、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荷蘭皇家殼牌公司和伊朗國家石油公司緊隨其后，占比超過2%。

　　不難看出，這些碳排放大戶往往是經濟大國和跨國大企業，從道義上講，他們理當在碳減排方面承擔更多責任。2015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5個締約方一致同意通過的《巴黎協定》明確：將全球平均溫度升幅與前工業化時期相比控制在2℃以內，并繼續努力、爭取把溫度升幅限定在1.5℃之內。《巴黎協定》同時明確，全球將盡快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達峰目標，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然而，作為全球首屈一指的碳排放大國，美國卻在簽署協定后又悍然退出。

　　一些傳統能源消耗跨國企業也好不到哪里，他們深諳“謊言重復一千遍就是真理”的游戲。2017年，哈佛大學兩名研究人員篩選出埃克森美孚公司的187份文件，著重研究了該公司從1977年到2014年間，有關氣候問題的公共傳播邏輯。兩位作者發現，埃克森美孚在廣告中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態度是懷疑。他們的策略是，如果這種懷疑的觀點被重復的時間足夠長，它們最終就會扎根在人們的頭腦中。為避免“惹火燒身”，該公司沒有腦殘到站出來大聲反對碳減排，而是選擇性邀請那些所謂的“專家”站臺、發聲。

　　美孚公司的做法并不孤立，作者指出，在英國，越來越多的知名學者也跟氣候懷疑論者穿同一條褲子，幫助他們搖旗吶喊。在德國，種種跡象表明，媒體也不能免于被氣候懷疑論者滲透。碳排放大戶率先撂挑子，甚至憑借自己的資源優勢，使絆子，唱反調，很難說不會令全球減排努力功虧一簣。

　　靠什么平息天氣的“怒火”

　　天氣在“憤怒”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意味人類生存環境也會越來越危險。平息天氣的“憤怒”，已經迫在眉睫。

　　根據國際能源機構的預測，按照《巴黎協定》，若想將全球氣溫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內，人類在21世紀中葉消耗和燃燒的化石能源就不能超過已知化石能源儲備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說，人類必須協調一致，對化石能源消耗數量實行總量控制，然而目前還難以看到曙光。

　　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將氣候影響與經濟利益掛起鉤來，試圖通過導入碳定價模式，在傳統市場經濟中鍥入氣候定價體系。1975年，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提出了對二氧化碳規定價格的想法，威廉因此獲得了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在傳統市場經濟體系中，帶有更多公共屬性的碳很難立足，因此碳市場的建立無一例外離不開政府主導。

　　2005年生效的《京都議定書》著力構建國際排放貿易機制、聯合履行機制、清潔發展機制，人類首次將碳排放提上締約國議事日程。令人大跌眼鏡的是，美國于2001年退出《京都議定書》，好在此舉并沒有為太多國家所效仿。2005年歐盟率先在全球建立了碳市場，中國、墨西哥、加拿大亦緊隨其后。目前國際上共有34個正在實施中的碳交易體系，從市場規模及發展成熟度來看，歐盟、中國以及韓國這三個地區各有其代表性。

　　據倫敦證券交易所集團發布的《2023年碳市場年度回顧》報告，2023年全球排放市場約有125億噸碳許可證交易，價值達到創紀錄的9490億美元。另據報道，同年中國碳市場碳排放配額年度成交量達到2.12億噸，年度成交額144.44億元。

　　對于如何遏制碳排放沖動，作者在書中提出了三個方面的思路，除了構建碳排放市場外，作者認為還應推進氣候保險，培育氣候補償機制，即當遭遇干旱、颶風或暴雨襲擊時，投保人將在很短的時間內得到補償。補償的形式是農作物種子等實物。作者的第三條建議是，那些遭遇極端氣候的社會個體，可通過法律渠道向碳排放大戶索賠。這方面國外雖然有零星成功案例，但也僅僅處于探索階段，相關法律體系仍舊不夠健全，對氣候災難損失還缺乏界定依據，未來還有很多工作需要補齊。

　　平息天氣的“怒火”，也許應率先努力遏制人類對資源特別是能源消費的貪婪欲望。在某種意義上，天氣愈來愈頻繁的“憤怒”表現，正是人類肆無忌憚消耗能源的投射。本書著重梳理國家和企業的碳減排責任，其實我們每個人又何嘗不是溫室效應的始作俑者？須知每個人在碳減排方面都可以有所作為，有時甚至只需稍稍控制下自己的欲望，改變一下自己的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