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銀行等7部門近日印發《關于進一步強化金融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強調，做好綠色金融大文章，積極支持綠色低碳發展。早在2016年，多部門就聯合印發了《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動員和激勵更多社會資本投入綠色產業，多維度創新滿足綠色產業投融資需求。時隔8年，再次出臺《指導意見》，這兩份文件的側重點有何不同？我國綠色金融發展取得了哪些成績？如何進一步推動綠色金融發展？針對這些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志青。

不管是數量規模層面，還是結構和質量層面，過去8年來，我國綠色金融成績是非常顯著的。

中國環境報：《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發布至今已經有8年的時間，這些年國內綠色金融的發展情況如何，有哪些特點？

李志青：2016年出臺的《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實際上構建了整個綠色金融的體系框架，包括標準、信息披露、風險預防能力建設、金融機構綠色化及金融產品綠色化等方面。綠色金融畢竟還是金融，要做一些傳統金融必須要做的事，最主要的特點還是要從綠色視角出發，全面重構金融的底層邏輯。

以綠色信貸為例，除了財務標準之外，還有相關綠色標準。之前也有類似的標準，但非常碎片化，全國不是很統一，在具體執行中會遇到一些問題。2019年，國家發改委發布《綠色產業指導目錄》之后，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制定了綠色信貸的統計口徑，這相當于用一個尺子去測量綠色金融的發展水平。根據公開的統計數據，截至去年年底，我國綠色信貸余額達到30多萬億元，占整個信貸余額的12%左右，這個規模在全球都是屈指可數的。

同時，我國的綠色債券、綠色保險、綠色基金、碳金融等，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不管是數量規模層面，還是結構和質量層面，過去8年來，我國綠色金融成績還是非常顯著的。

中國環境報：在您看來，我國在推動綠色金融發展方面還有哪些突出問題需要解決？

李志青：我覺得，首先要進一步強化金融支持綠色低碳發展。之前，我們對綠色的界定是狹義的，談到綠色低碳專指清潔能源、綠色交通、綠色建筑等。但實際上，除了國民經濟中新型的、綠色的產業外，還要推動鋼鐵、水泥、化工、火電等傳統產業綠色化。原來我們說的綠色金融是狹義的綠色金融，現在我們要推進廣義的綠色金融，也就是說綠色金融的范圍進一步擴大。

其次，在綠色金融創新方面，我國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外部性內部化的問題。比如，銀行、保險等參與到一些生態環境改造項目中來，技術進步促進成本下降，帶來了綠色溢價，金融投資有了一定的回報。實際上，很多傳統領域在應對氣候變化、碳減排等方面也有很多外部效益，但目前還很難通過某種渠道內化到金融機構的業務上來?，F在，很多市場主體是基于責任機制，或者從履行社會責任的角度去理解綠色金融的發展，這對于綠色金融長遠、可持續發展可能存在一定限制。金融機構要做好綠色金融這篇大文章，不僅要講責任性，還要講一定的經濟性。

第三，目前綠色金融對一些新興產業的支持相對比較完善，已經有了相關標準和激勵機制，但對傳統產業轉型還欠缺系統性支持。各個部門可能有一些支持政策，但金融體系的系統支持還沒有，既沒有標準，也沒有成熟的工具，還缺少考核。雖然一些地方和領域推出了轉型金融目錄，但還沒有全國性的標準。而且，在傳統產業轉型的帶動效應方面，方法學還比較欠缺。比如，做完一單鋼鐵的轉型金融貸款項目后能帶來多少減排效應，還無法很好地測算。

第四，碳市場的流動性有限，更多集中在配額完成方面，價格信號的作用還沒有很好地發揮出來。如果充分發揮價格機制的作用，相信能夠有效推動相關產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改造。

《指導意見》重新界定了“綠色”，即純綠產業（新能源等）和綠色低碳轉型的灰色產業（高排放行業）都屬于綠色，這說明綠色的定義從原先的“狹義綠色”走向了“廣義綠色”，這意味著綠色金融的定義也從原先的“狹義綠色金融”走向了“廣義綠色金融”。

中國環境報：您剛才提到，此次《指導意見》中的“綠色”是指廣義的綠色，而此前《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中的“綠色”是指狹義的綠色，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變化？

李志青：2016年的《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對于“綠色”的定義是“環境改善、應對氣候變化和資源節約高效利用”，這里的指向非常明確，綠色就等同于環保、節能、清潔能源、綠色交通、綠色建筑等領域。今年發布的《指導意見》并沒有對“綠色”以及“綠色金融”進行定義，但縱觀全文，“綠色金融”的定義其實有所變化。一方面，文件標題中已經將“綠色金融”改為“金融”，意即所有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金融都是“綠色金融”；另一方面，《指導意見》中“原則”的第三條指出，要“引導金融資源支持高排放行業綠色低碳轉型和可再生能源項目建設，促進工業綠色轉型和升級，支持綠色低碳交通和綠色建筑發展”。我認為，這其實是重新界定了“綠色”，即純綠產業（新能源等）和綠色低碳轉型的灰色產業（高排放行業）都屬于“綠色”，這說明綠色的定義從原先的“狹義綠色”走向了“廣義綠色”，這意味著綠色金融的定義也從原先的“狹義綠色金融”走向了“廣義綠色金融”。

從“狹義綠色”走向“廣義綠色”，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但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碰到一些技術性問題。在推動傳統產業綠色轉型方面，國家發改委、工信部、生態環境部等都出臺了大量政策，但轉型需要資金支持，而且資金缺口很大。這就需要動員社會資本進來，在金融端進行金融供給側改革。

現在缺少針對傳統產業綠色轉型的金融產品。一些銀行根據自己的理解推出了金融產品，但不同銀行的理解可能不同，不同地方的認知也存在差異。這就類似2016年之前綠色金融的發展情況，當時各地標準不統一。比如，某種工藝在這里被認定為綠色的，在另一個地方就不被認定為綠色的，這可能會讓銀行無所適從，最終會影響資源配置，妨礙統一大市場的建立。

中國環境報：此次《指導意見》中提出，要建立以信息披露為基礎的約束機制。您如何評價現在相關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情況？對于進一步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您有什么建議？

李志青：近年來，生態環境部等部門相繼出臺了一些關于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的管理辦法，推動企業環境信息披露工作日益規范。我們跟蹤研究了400家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情況，發現環境信息披露的質量正在慢慢改善，但結構性差異也很明顯，有的行業做得好，有的行業做得一般。而且，供應鏈的特征特別明顯，如果一條供應鏈上鏈主企業的披露非常規范，就會帶動整個供應鏈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日益規范。

目前的環境信息披露主要集中在傳統污染物上面，碳信息披露還比較薄弱。我國現在正在從能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轉變，在碳排放測算、碳足跡等管理方面還存在能力不足的問題。怎么做好碳信息披露也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披露出來的內容既要有一定的透明度，又要守好安全底線，我們在這方面還缺乏經驗。

狹義綠色金融和轉型綠色金融要齊頭并進，但短期的重點要更加關注傳統產業轉型。在推進ESG標準中國化方面，也需要花大量時間梳理。

中國環境報：此次《指導意見》中提出，要持續完善綠色金融標準體系。在您看來，哪些方面需要完善？

李志青：我認為，我國在綠色金融產品標準建設方面，還是取得了顯著進步。比如，建立了碳核算標準、碳信息披露標準等，一些地方還出臺了推進轉型金融目錄。接下來，完善標準的工作應該往細里走。比如，要披露溫室氣體排放量，就涉及溫室氣體排放來源的方法學。總之，就是要不斷細化、完善。

經過這些年的發展，銀行等金融機構已經把綠色金融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交通銀行等已經將綠色作為企業發展的底色來看待，還有一些銀行把對綠色產業的支持作為業務發展的重點。監管機構也建立了明確的對于綠色金融規模和結構的考核機制。目前，各大銀行中綠色金融業務占比為10%—15%。

中國環境報：近幾年，我國在一些地方建設了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這些地方積累了哪些經驗？

李志青：我國的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一開始是8個，后來又增加了兩個。應該說，這些試驗區各具特色，一些標準、激勵機制、考核機制等都是這些地方陸續探索出來的。比如，浙江湖州等地區曾經實施綠色金融末位淘汰制，如果綠色金融總量排名最后，第二年就會被扣減貸款信貸額度；相反，如果做得很好，會得到財政補貼。再比如，浙江衢州長期探索建立碳賬戶，在碳排放管理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從中國人民銀行試點建設的初衷來看，基本上還是符合目標要求的。

綠色金融工作需要多部門協同，這需要各部門把手頭正在做的、與綠色金融相關的一些工作更好地整合起來，形成統一的機制。除了金融、發改、工信、生態環境等部門做好協同外，教育部門也要發揮作用，在人才培養方面更好地支持相關工作開展。

中國環境報：您認為，接下來，綠色金融發展的重點應該在哪些方面？

李志青：從板塊來看，我覺得狹義綠色金融和轉型綠色金融要齊頭并進，但短期的重點要更加關注傳統產業轉型。在推進ESG標準中國化方面，也需要花大量時間梳理。

以前，我們更多關注規模較大企業的需求，這是容易實現的。但是，中小企業的綠色化問題同樣要被關注，我覺得，實現綠色金融普惠是一個難點。在一些新興領域，比如生物多樣性保護等領域，綠色金融的發展潛力很大，需求也很大，需要得到更多關注。此外，要積極完善碳市場和碳金融，讓碳市場真正發揮好價格信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