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上述細則內容，“控排企業可使用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CCER）或我省審定簽發的企（事）業單位和個人減碳量抵消實際碳排放。可用于抵消的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CCER）除了符合《廣東省碳排放管理試行辦法》的相關規定外，還應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進行統一注冊登記，并同時滿足以下條件：

（一）主要來自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減排項目，即這兩種溫室氣體的減排量應占該項目所有溫室氣體減排量的50%以上；

（二）非來自水電項目，非來自使用煤、油和天然氣（不含煤層氣）等化石能源的發電、供熱和余能（含余熱、余壓、余氣）利用項目；

（三）非來自在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注冊前就已經產生減排量的清潔發展機制項目。”

廣東省主要青睞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減排項目，但是將水電、使用化石能源發、供熱和余熱利用的項目以及第三類項目（pre-CDM）限制于門外。盡管上述針對CCER的抵消限制規則與北京、上海等地有所不同，但這一限制性政策均向市場釋放出強烈的信號，作為靈活履約機制的部分CCERs并不被所有試點政府認可。那些試點政府認為的可能影響本地ETS體系運行健康的CCERs被政策性的排除了。而上述試點均未表明這些“出局”的CCERs會去向何方。

早前北京、重慶、上海3大試點前后公布了各自的CCER抵消政策，結合廣東省的限制政策，一個較為明顯的政策趨勢可能會是，試點政府對那些產生時間較早的CCERs沒有好感，其中北京、上海設定了時間限制（2013年以后產生的CCERs方可用于抵消），廣東的政策將第三類項目排除在外，第三類項目絕大部分能產生的CCERs均在2013年之前，這與前述的北京、上海規則有相類的地方。

這些政府在市場運行之后出臺的限制性政策給開發商帶來了巨大的成本損失和麻煩。那些一頭霧水的開發商早前積極介入的第三類項目現在面臨被閹割的風險，這意味著似乎沒有控排企業有興趣購買這部分CCERs，并且更有甚者，由于沒有需求，那些已經簽屬的遠期合約變得似乎沒有價值，這可能面臨違約風險。有些開發商開始向上至國家發改委抱怨，這些地方性政策不像是有良好頂層設計的，并且有人認為國家發改委應該為這些被限制的CCERs尋找出路。

然而，不管將來如何對待這些CCERs，碳市場的參與者一定要清楚，這是一個政策導向性的市場，需要做的不僅僅是跟著政策走，還要能從市場規律中預測政策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