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家語·致思》：“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于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鬭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舊約圣經》：“將犁頭打成刀劍，將鐮刀打成戈矛”。古代東方智慧提出“鑄劍為犁”，西方智慧選擇了“鑄犁為劍”，兩種思想既有相融又有相斥。金融化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金融具備“劍”的破壞性和“犁”的發展態勢。進入 21世紀后，在處理國際競爭和地緣政治沖突等問題時，超級大國忘記了金融發展之“犁”的最初使命，選擇“鑄犁為劍”的金融制裁進行國家博弈對抗。《氣候金融：綠色轉型、藍色債券研究》一書選擇應對氣候變化的金融應用為研究對象，提倡氣候政策金融化應選擇東方智慧的“鑄劍為犁”之策：應對氣候變化的金融應服務實體經濟，以推進生態文明的綠色轉型和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為使命。

綠色轉型：

新質生產力實現綠色生產力的高質量發展

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發展，綠色轉型是必然環節，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內生要求；支撐人類文明進入生態文明新階段，綠色是生態文明的核心特征，新質生產力是實現生態文明的關鍵要素。“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這一論斷包括先進性和綠色性兩方面內容：一是先進性的內容，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等。二是綠色性的內容，綠色是新質生產力自身的鮮明特征；綠色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根本導向；綠色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必然結果等。

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綠色轉型提倡更多地使用清潔能源，減少化石能源的使用，新舊能源的替換使人類社會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轉型低碳模式，甚或發展取向零碳。在新舊能源轉化過程中，我國能源安全面臨總量和結構挑戰：一是“總量”的擴張。我國能源消耗總量超過 57億噸標準煤（2023年數據），未來能源消耗量存在剛性增長的不可逆。二是“結構”的失衡。新能源（非化石能源）的消費比重低于 20%，對石油和天然氣為代表的化石能源存在嚴重的進口依賴。新質生產力推動綠色生產力發展，應聚焦文明演進中的綠色轉型，破除舊能源的發展約束、消除能源安全隱患，通過增加清潔能源的消費比重，做濃高質量發展的綠色底色。

綠色邏輯：

氣候政策金融化“鑄劍為犁”的價值取向

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是影響人類命運的全球重大問題，低碳甚或零碳發展是解決前述問題的選擇路徑；“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目標達成全球發展共識，成為主要經濟體國家戰略和國際合作目標。金融是經濟轉型和技術進步至關重要的推動力，綠色金融是氣候應對的關鍵力量，其演進發展存在特有的底層邏輯，即氣候政策金融化。氣候政策金融化表現為主權國家、國際金融機構和區域性組織等訴諸金融工具參與應對氣候的治理，并對國內外的氣候政策產生影響的互動過程。

當前，地緣政治沖突、國際經濟糾紛和意識形態分歧等導致全球范圍內沖突頻發。除軍事打擊、貿易禁運和經濟制裁外，大國憑借國際貨幣地位，實施金融制裁，通過非軍事手段形成更具針對性的“聰明制裁”（smart sanction）打擊。金融已不再是單純的促進經濟繁榮的發展之“犁”，而被鑄造為具有破壞性的傷害之“劍”。綠色轉型中的變革挑戰或將加重不同國際貨幣間角逐以及新地緣性分歧沖突激發等風險，氣候金融將顯現“劍”和“犁”的雙重特征；“鑄劍為犁”將雙重特征融合，其理念應成為綠色轉型高質量發展邏輯的重要內容。

綠色融資：

應對氣候問題的債務工具創新和藍色金融

發展新質生產力驅動綠色轉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氣候政策金融化為彌補資金缺口提供了豐富的綠色金融工具。相較股權類金融工具，綠色債務融資規模更大、創新產品種類更加豐富，且綠色理念呈現多樣性，包含可持續發展、社會責任、ESG（環境、社會和治理）和轉型金融等。綠色債券成為新興經濟體和相關聯區域內具有巨大增長潛力的債務融資工具，其中，人民幣綠色債券市場規模和年度新增發行量居于國際前列。根據市場數據和實證分析，人民幣綠色債券已經呈現顯著的綠色溢價和避險功能。

人民幣綠色債券價值在疫情前后存在優勢遞增的良性發展趨勢，金融市場增長潛力未來可期。基于經濟大國應承擔更多的國際金融責任，人民幣綠色債券存在兩方面的發展新領域：一是綠色主權債券的發行將增強人民幣國際金融公共品的功能，為國際資本市場提供具有綠色理念的優質人民幣安全資產，將有助于推進人民幣國債成為高質量、高流動性資產（HQLA）。二是綠色債務互換的推廣將推動國際債務治理體系，在減免債務國主權債務的同時要求其承諾綠色（環境）項目投入，并為其暢通人民幣在岸綠色債券融資，即人民幣綠色熊貓債市場的擴容。此外，人民幣綠色債券包含藍色因素，現有的綠債標準中將藍色債券納入綠色債券范疇。藍色非綠色的概念差異存在基本共識，但藍色金融體系遠沒有達到綠色金融體系的發展階段，尤其是金融標準規則尚未成熟；藍色債券可以在綠色債券標準下，試點拓展并獲得綠色發展效應扶持，選擇與綠色亦步亦趨的共同發展路徑。藍色金融與海洋經濟密切相關，海洋戰略關乎大國命運和強國崛起；“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早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相對美國為代表的海洋國家，中國作為陸海復合體國家具有更多的復雜性。

綠色尋錨：

清潔能源的點“碳”成“金”和金屬“中心化”

氣候政策金融化是政府與市場的合力作用，存在以“碳”為核心要素的資本傳導路徑：一是政府定規。各國政府依照國際約定中承諾的氣候責任，對溫室氣體的可排放數量統一管制。二是市場調控。通過市場規則和機制轉變為可夠出售的溫室氣體排放信用額度，通過價格杠桿實現對氣候變化的調控。通過“政府定規+市場調控”的模式，將市場力量引入碳排放體系，以“碳”價格驅動新舊能源替代變革，推導產業和經濟領域的結構轉型。“碳”作為清潔能源的代表將成為新的核心，大宗商品圍繞石油等化石能源的“能源化”態勢趨弱。“碳”要素以何種貨幣定價/結算將在金融市場內產生國際貨幣的角逐博弈，點“碳”成“金”——主導碳金融市場的貨幣權的變化。

從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視角，大宗商品為代表的生產要素已經出現擺脫美元“錨”和石油“錨”、追逐綠色尋“錨”的趨勢——新能源金屬中心化特征顯現。化石能源（舊能源）主導的大宗商品能源化效應使得金屬、農產品等國際價格以石油價格為中心；清潔能源（新能源）的替代表現為銅、鋰、鉻等金屬因新能源發展需要成為未來大宗商品新中心。在綠色尋錨過程，存在新舊力量的博弈：一是新能源金融與化石能源在大宗商品市場存在價格抑制作用。二是美元貨幣周期變化仍對新舊大宗商品中心要素存在顯著性影響，氣候金融的影響仍處于弱勢。三是中美大國貨幣的政策差異通過匯率和利率渠道形成傳導效應，中國因素存在改變中心更替的影響，有去化石能源化效應，尚不能取代美元在大宗商品市場的貨幣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