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國進行環境信息披露的企業數量較少。

據統計資料顯示，我國上市公司中披露一定環境信息的公司比例為30%左右。相對地，煤礦、造紙印刷、燃料、生物制藥等污染嚴重企業對環境會計信息的披露更為關注，披露比例為50%～80%；而IT、金融等行業卻不太關心。前者為2.6%。后者為零。由此可見，我國企業對于環境信息的重視程度不高，公布環境信息的企業主要集中在污染嚴重企業。

2.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的形式各不相同。

環境信息的披露主要包含在年度報告、內部工作會議記錄、會計報表附注、董事長報告或上市公司的招股說明書中，目前還沒有一種占絕對優勢的披露形式。而且，環境信息披露多為文字性說明，方法單一，缺乏列示一系列環境技術和貨幣指標的表格和圖形等多種方法。另外，通過互聯網、電視、報紙、雜志等媒體對外披露環境信息的企業為數不多，造成環境信息的公開程度不夠，一般社會公眾只有在發生了嚴重的環境污染事件之后，才可能通過新聞媒體了解有關的信息。

3.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的內容簡單。

目前，我國企業對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是零散的和不系統的，公布的環境資料是不全面的。具體表現在：(1)對環境信息的披露注重對過去已經發生的事項進行反映。如環境治理的投資、費用的支出以及一些因污染環境產生的賠償損失等。缺乏對未來可能發生的環境問題的說明，而這些信息極有可能對企業未來產生一定的財務影響。(2)現有的對環境信息的披露內容，僅僅是對環保情況、環保因素制約、環保風險及其對策、對環保風險的技改項目、高度依賴后期資源的狀況及對策、環保質量認證等進行的簡單披露。并且披露的是企業已經取得較好環境績效、對企業有利的信息，而對企業不利或可能不利的環境信息未能得到披露。

4.企業進行環境信息披露的動因不足。

企業進行環境信息披露的動因是迫于政府及各方利益關系人的壓力，或是想賺取良好的社會聲譽有選擇地披露環境信息。而真正去履行社會報告責任或公共會計責任的企業不多，是強制性而非自愿性的披露，由此導致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的連續性也較差。

5.我國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模式不統一。'

現行環境會計體系沒有統一的行業標準和相關的法律制度規范。環境信息披露模式很少以單獨的項目在獨立的環境報告中反映。而主要以會計報表為主，以董事會報告、報表附注、文字說明為輔。這種模式比較注重披露表內的以歷史成本原則計量的貨幣化信息，而忽視了那些目前無法或難以以歷史成本計量并貨幣化的但對使用者來說又是非常有用的環境會計信息。同時，傳統會計報表比較重視表內披露，而忽視表外披露。對那些只能在表外反映、不能用貨幣化數據在表內反映的環境會計信息在傳統會計報表中是不能得到充分披露的。另外，披露模式的不固定性使得行業間缺乏可比性。

(二)成因分析

1.缺乏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相關法律法規。

我國目前尚未制定出與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相關的指導性文件。因此。對于環境會計信息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信息披露體系。缺乏可操作性和可比性。不能滿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主要表現在：(1)環境會計準則的制定有缺陷，理論上對環境會計行為沒有規范，使得規范環境會計核算與環境信息披露的形式可操作性差。(2)會計計量不明確，缺乏科學的定量方法及切實可行的指標體系，使得需用貨幣計量披露的環境資產與負債。環境成本與收益等信息缺乏可操作性。(3)環境信息披露模式沒有明確的法定要求，沒有披露固定、規范的形式。使得企業在披露內容和形式上不統一。

2.政府機構監管松懈。

我國政府對于環境信息的披露管理松散，像環保局、證監會等政府機構都沒有提出對上市公司在年度報告中必須披露環境信息。據有關統計資料顯示，各行業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的比例偏低。總體的環境信息披露比例僅有三分之一左右。幾個污染大的行業的環境信息披露比例也不過在50%～80%之間。總體來說。與發達國家企業相比，我國公布環境報告的企業寥寥無幾。究其原因，不難發現是政府相關機構對環境問題的界定不明確。既沒有明確規定劃分強污染企業的標準。也沒有明確關于環境管理責任的認定，因此讓大多數企業有機可乘。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會選擇低調處理環境會計信息，或者不予披露企業的環境信息以減少該類信息披露對企業的不良影響。

3.企業環境責任的道德理念尚未真正形成。

企業為了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在缺乏強制性約束條件下。企業沒有建立起完整的環境會計信息系統。不主動把責任轉化為行動。因此，企業傾向于放棄對環境信息的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