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9年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發達國家做出承諾，在2020年之前，每年共同籌集1000億美元來滿足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需要。為此，2010年2月，聯合國秘書長成立了關于氣候變化融資的高級顧問小組，著手研究如何落實在2020年之前每年籌集1000億美元這一目標，并在2011年的坎昆會議上發布了資金籌措的建議。2012年的南非會議也將重點討論綠色氣候基金的相關設立細節。

盡管近兩年來氣候融資議題已成為國際談判中的重要內容，但往往形式重于實質，討論的多，實際操作上障礙重重。尤其受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和美國經濟危機的影響，氣候融資的國際形勢撲朔迷離。準確地把握全球氣候融資的規模、流向以及治理情況不僅是我國參與國際氣候談判的需要，也是我國推進綠色經濟轉型、高速集聚綠色競爭力的關鍵。

事實上，當前全球對氣候融資仍沒有統一的定義，國際氣候談判中通俗的理解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所需資金的融通，主要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援助和支持。從發展中國家視角來看，氣候融資主要包括氣候資金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即國際氣候融資，以及發展中國家內部的氣候融資，即國內氣候融資。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其應對氣候變化和綠色發展過程中，認清國內外氣候融資形勢，出臺政策措施以滿足氣候變化和綠色增長不斷增加的資金需求已是當務之急。

應對氣候變化的融資需要。一些國際機構和非政府組織對應對氣候變化的資金需求進行了測算。其中，氣候公約秘書處2007年發布的技術報告認為，2030年發展中國家減緩方面的資金需求為920億-960億美元，適應方面的資金需求280億-670億美元。還有研究發現，2010－2020年，除目前的官方發展援助項目和清潔發展機制所提供資金外，發展中國家在溫室氣體減排方面每年需要的額外投資約為550億－800億歐元（約合800億－1150億美元）。也有機構認為，在《哥本哈根協議》及其他計劃中的氣候政策有效和無條件地被執行情況下，到2020年前，發展中國家每年還需要600億美元的增量成本資金以激勵各種適應和緩解氣候變化的措施。如此大的資金需求，不僅需要國際上有良好的氣候資金機制，也需要各國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規劃安排公共資金，并調動大量私人投資。

促進綠色經濟發展的最佳機會。應對氣候變化不僅是簡單的環境問題，還與促進經濟綠色發展、改善民生息息相關，發展綠色經濟可能帶來的社會福利，是高度重視氣候融資的重要驅動力。而且，在全球已將應對氣候變化作為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內容時，如果不積極推動綠色經濟，必將錯失最佳發展良機。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后，全球各不同經濟體普遍的共識是，徹底擺脫金融危機影響最終要靠技術的突破，綠色發展將引領下一輪的經濟增長，由此引發了對氣候資金的大量需求。據估測，到2020年前，僅發展中國家發展綠色經濟進行基礎建設每年至少需要2900億美元的投資。

國際氣候談判的籌碼。目前，國際氣候談判仍存在著根本的分歧，主要表現在發達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承擔減排責任，甚至提出“大國減排”的方案。而發展中國家堅持“共同而有區別的原則”，認為發達國家承諾的支持遠沒有兌現。目前，就氣候融資的各種倡議并不足以解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缺乏信任的問題。各國積極有效的氣候融資政策，例如，實施碳交易或開征碳稅，是進行國際氣候談判的重要籌碼。相對于形成統一的應對氣候變化全球政策，分散化的、基于地區性的協議和雙邊、多邊協議可能更加可行。因此，各國著手氣候融資的多邊、雙邊談判以及制定有效的國內氣候融資政策就更顯重要。

在當前歐美經濟尚難以從低谷中恢復的背景下，發達國家的減排成本及由此對其全球競爭性產生的影響，成為政治上越來越突出的敏感因素。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也遭遇強烈的限制排放的要求，各國國內政治及政策因素逐漸主導全球氣候政策的走向。受此趨勢影響，《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框架下唯一的全球氣候監管和融資機制的維系將變得更加困難。因此，各國的國家氣候承諾及安排均需要更大的靈活性，同時其國內應對氣候變化的舉措也需要涵蓋更大的范疇，對于資金機制的國際談判和國內創新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者簡介：王遙，經濟學博士，中央財經大學氣候與能源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和北京財經研究基地副研究員；劉倩，理學博士，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和北京財經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員。

本文來源：國際金融研究 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