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選為首批試點的地區分別為廣東省廣州市，浙江省湖州市、衢州市，貴州省貴安新區，江西省贛江新區，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哈密市、昌吉州和克拉瑪依市。

當下，全球綠色經濟發展乃大勢所趨，綠色金融更是有望成為綠色轉型進程中的“加速器”。中國將如何走好這條“從綠到金”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綠色金融，是指將環境保護考量納入融資投資中的金融行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綠色金融部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生態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曹明弟在接受《中國發展觀察》采訪時表示，與傳統金融相比，綠色金融最突出的特點在于它強調保護和改善人類社會賴以生存發展的自然環境。其經營目標是管理環境風險與機遇，保護和改善自然環境，服務于經濟可持續發展；認為環境污染問題是市場失靈的表現，需要政策加以引導；使用的金融工具與傳統金融相同，但要求是綠色的。

恒豐銀行研究院商業銀行研究中心主任吳琦對《中國發展觀察》表示，作為一種金融新業態、新模式，綠色金融的含義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綠色，這是綠色金融的前提和基礎，即必須支持綠色產業和綠色項目；二是金融，這是綠色金融的關鍵和本質，即應該符合金融服務的條件和金融機構的需求。

“綠色金融關注環境和社會效益，努力將具有‘公共物品’或‘準公共物品’性質的環境成本或收益‘內部化’，追求金融活動與環境保護、生態平衡的協調。” 中國民生銀行辦公室調研處霍天翔博士在接受《中國發展觀察》采訪時說。

吳琦同樣指出，綠色金融是綠色發展理念的關鍵支撐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推動綠色金融的持續健康發展，有利于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也有利于改善環境質量和增進民生福祉，對于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戰略意義。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首次提出建設綠色金融體系，發展綠色金融由此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在中央政府大力推動和積極呼吁下，綠色金融進入發展快車道”，吳琦說。

曹明弟表示，近幾年中國綠色金融發展迅速，受到國際矚目。他進而介紹道，作為全球僅有的建立“綠色信貸指標體系”的三個國家之一，截至2016年6月末，21家主要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綠色信貸余額達到7.26萬億元，占各項貸款的9.0%。綠色債券市場2016年初才啟動，發行量從無到有（從zero到hero），一年發行量超過2000億元人民幣，一舉占全球三分之一強，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綠色債券市場。據不完全統計，包括內蒙古、云南、河北、湖北、江蘇、陜西、安徽、河南、寧夏等地相繼設立省級綠色發展基金或環保產業基金，近50家企業設立了總額近1000億元的環保產業基金。據綠金委統計，截至2016年底，全國已設立并在中國基金業協會備案的節能環保、綠色基金共265只。2007年至2015年第三季度，全國投保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企業累計超過4.5萬家次，保險公司提供的風險保障金累計超過1000億元。自2011年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以來，我國已有9個碳交易試點開展地區，推出了近20種碳金融產品。

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在接受《中國發展觀察》采訪時說，目前我國綠色金融的發展尚處于全面嘗試階段，特別是在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方面，同時，在綠色金融的組織流程再造，綠色評級和指數，綠色權益交易、綠色責任界定以及綠色金融法律法規等方面也已開始起步。

“近年來，我國綠色金融的成長體現在參與主體不斷增加，創新產品持續涌現，綠色金融體系與綠色金融市場正在逐步形成。”霍天翔具體分析道，在參與機構方面，已由最初的興業銀行等少數赤道銀行，延展至全銀行體系。主要商業銀行均已制定綠色金融發展政策，建立綠色信貸機制（將環保、節能減排等因素納入貸款發放評估標準），完善綠色信貸風險與內控管理體系。在金融產品方面，形成了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股票、綠色基金、綠色保險、碳金融等多層次、廣覆蓋的綠色金融產品體系。

此次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的建設，正是為進一步有序探索綠色金融發展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做法。談及五省（區）的入選理由，吳琦分析認為，一是充分考慮區域位置差異。五省區分別位于東部（廣東、浙江）、中部（江西）和西部（貴州、新疆）。其中，新疆地處亞歐大陸的中心和“一帶一路”核心區，隨著綠色企業“走出去”步伐的加快，綠色金融與“一帶一路”倡議的融合將是重要內容。廣東和浙江位于沿海地區，不僅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正在加快發展海洋經濟，綠色金融的發展需要與之相結合。二是充分考慮發展階段和產業發展水平的差異，可為不同省區探索轉型發展的路徑。三是充分考慮資源稟賦的差異。

曹明弟分析道，浙江省湖州和衢州作為試點地區，側重創新綠色金融對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對中小城市整體實現綠色發展方面的服務。廣東省側重的是發展綠色金融市場，突出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創新，建立一個綠色金融市場與經濟增長相互促進的新型發展模式。貴州省和江西省的共同特點是生態優勢明顯，但又屬于經濟后發地區，需要利用良好的綠色資源發展綠色金融以構建綠色發展方式。具體包括綠色金融如何重點支持好有機現代農業、都市現代農業、農業生產排污處理等項目；如何支持好節能減排、清潔能源項目；如何支持好大數據等新興產業的發展。新疆需充分發揮好建設綠色絲綢之路的示范和向外輻射的作用，可側重于探索綠色金融支持現代農業、清潔能源資源，以及與風電、光電相關的高端制造業等方面的比較優勢產業，以點帶面地推動綠色發展。

隨著2016年8月《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出臺，我國成為全球首個構建較為完整的綠色金融政策體系的國家。盡管如此，中國綠色金融業的前路仍會有不少磕絆。

吳琦首先強調了政策體制方面的“短板”。一是監管機構對于綠色金融項目缺乏統一的認定標準和獨立的考核標準。比如信貸增速是宏觀審慎評估（MPA考核）的主要控制目標，但目前對于綠色金融項目的適用考核標準，卻缺乏明文規定。二是資源環境定價機制不完善。我國長期存在的環境無價格、資源低成本的現狀，造成了環境負外部性的“公地悲劇”。三是環境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四是政府部門間的統籌協作和市場監督有待加強。五是正向激勵機制不足，尤其是在財稅方面還缺少實質性的優惠政策，這也是綠色項目收益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曹明弟同樣提到了這一點，“我國激勵金融機構發展綠色金融的配套機制措施尚不完善。發展綠色金融，需要金融、財政、環保等政策及相關法律法規的配套支持，通過建立適當的配套機制措施激勵增加綠色金融供給。雖然現在出臺了一些鼓勵措施，但需要更加具有針對性、創新性，以便于落地和執行。”

李志青指出了另一個問題，即我國綠色金融市場的有效性不足。“關鍵在于信息不透明，據我所在機構研究顯示，上市公司的環境信息透明度不高，導致出現很多逆向選擇的結果，并使整個市場出現效率低下的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當下我國綠色投資的意識還不夠深入。曹明弟說，雖然我國今年在綠色投資、責任投資等方面有較大的發展，由于綠色消費具有明顯的正外部性，會使投資者面臨在環保成本與自身成本之間進行取舍的兩難選擇。

此次，國務院在部署五地建設改革創新試驗區的同時，明確了五方面的重要任務，第一次提出“要建立綠色金融風險防范機制，健全責任追究制度，依法建立綠色項目投融資風險補償等機制，促進形成綠色金融健康發展模式”。

盡管五地方案各有特色和側重，但都少不了共同的關鍵詞：防范風險。在吳琦看來，綠色金融風險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面：

信用風險。建議從政府角度，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加大對綠色金融政策督查和問責力度，以及違約企業的懲處力度。從金融機構角度，要提高綠色金融業務的風險預判能力；打造既熟悉國際規則又掌握本土情況的綠色金融專業團隊；加強與第三方評級評估機構的溝通和合作，建立匹配綠色項目的風險控制模型；加強貸前調查、貸時審查、貸后督查，強化風險監測和預警，對客戶的經營狀況和資金用途進行監控。

市場風險。建議加快理順資源環境定價機制，實現資源環境的市場化定價；加快環境立法；進一步規范第三方評級評估機構；加快推進綠色債券市場、綠色股票市場、碳交易市場等直接融資市場建設，大力促進綠色指數開發創新和投資應用；培育合格的綠色投資者，鼓勵和引導投資綠色證券產品。

流動性風險。金融機構可通過在銀行間市場發行綠色金融債，獲得中長期資金。此外，也可通過發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將綠色項目未來的穩定現金流轉化為可出售并流通的資產證券化產品，實現中長期項目融資。

政策風險。建議要切實提高綠色項目的收益率，對開展綠色金融的企業給予稅收減免、財政貼息等優惠政策；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進一步拓寬綠色項目的融資渠道；可考慮成立綠色金融部際聯席會議機制，加強產業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協調配合、定期協調和處理綠色金融發展的重大問題，等等。

曹明弟強調，要積極推動“綠色”標準的一致性和統一性，強化“綠色”標準的可操作性，防止在不同標準之間的套利。加強綠色融資項目的環境信息披露，建立金融、環保、財政、發改、安全生產、食品藥品等部門之間的更高效的信息共享機制，包括項目進展情況、多個融資來源情況、募集資金使用情況，強化綠色項目的財務風險和環境風險等指標的監控和聯動。此外，還應注重提升金融機構對綠色項目的分析能力，大型金融機構應逐步開展環境和社會風險壓力測試。并建立綠色項目投資風險補償制度，通過風險分擔、融資擔保和綠色保險等方式分散和轉移綠色金融風險。

隨著一系列政策的相繼落地，我國綠色金融的發展已由戰略層面進入執行層面。對于下一步推進綠色金融發展和改革，霍天翔認為，“發展綠色金融是一個系統工程，除頂層設計之外，還需政策制定者們給出具體舉措，提供明確的實施路線圖。”

李志青建議，有必要盡快制定相應的綠色金融促進計劃和政策體系。主要側重于促進綠色金融的要素整合，提升發展效率，包括但不限于稅收、財政和人才等領域的優惠政策。譬如，可考慮開展一些部門間融合的改革嘗試，開展綠色金融組織機構的設立和組織流程的再造，率先建立強制性的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制度，鼓勵本地銀行積極開展環境風險壓力測試，以及在碳金融上實行多元化的改革創新，打造和培育第三方的綠色金融服務體系，開展綠色金融科技創新，等等。

曹明弟強調，要明確地方政府在綠色金融發展和改革方面的主體責任。根據自身的資源要素特點，以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結合，更好地發揮市場和政府兩方面力量，讓綠色金融發展活力充分迸發，加快完善與綠色金融發展相關的金融基礎設施，優化綠色金融的發展生態，激勵和動員更多社會資本投入到綠色產業中。加快將綠色產業培育成為地方新的經濟增長點，用發展守護綠水青山，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以點帶面加快中國經濟綠色轉型。

除了從政府方面著力破解綠色金融的體制機制束縛外，對于金融機構來說，吳琦建議道，“要積極探索設立綠色金融事業部或綠色分行，進一步提升綠色金融的戰略認知和服務水平。”在創新體制機制方面，可對綠色項目實施差異化授信和考核機制，對綠色項目的不良貸款給予更大容忍度，鼓勵和引導經營機構發展綠色金融業務；根據綠色項目特征，以及貸款客戶的信用狀況和還款能力，建立客戶分層體系，提高風險定價水平，開發相匹配的金融產品。此外，要注重完善商業銀行、證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同業的合作機制，提供融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等業務為一體的綜合金融服務。積極參與綠色金融領域的國際合作，研究和采用國際上通行的綠色金融規則。

“政府有效的政策支持，金融機構獨立的市場化運作，以及企業高度重視環保約束，是推動綠色金融發展的重要動因。建議形成政銀企‘三位一體’運作模式。”在調動政銀企協調合作，推動綠色金融發展的積極性方面，霍天翔建議政府探索更加豐富的幫扶模式。諸如：開展綠色貼息貸款；對企業進行綠色評級，將環境風險顯性化等。金融機構則要堅持市場化運作機制，提高規模效益和專業化運作能力，確保綠色金融產品的可行性、安全性、收益性。企業方面，要從戰略的高度認識綠色金融發展的重要性，提高綠色投資的偏好，完善綠色金融的約束激勵機制，主動建立綠色金融信息披露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