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一次響指就能一勞永逸？從減緩氣候變化的角度來看，縱使我們暫且將人口與溫室氣體排放量簡單畫等號，滅霸清除一半人口的做法，也只能在極短時間內起到作用。

假設澳洲荒原上只有一種動物——兔子。

起初只有兩只兔子，剩下都是草。兔子食物充足，所以生育率很高、死亡率很低。而小兔子會長大然后接著生。這個數字雖然沒有斐波那契數列那么快，但沒有外力的作用，仍會急速增長。

當然，隨著兔子增加、草減少，兔子的死亡率逐漸上升，出生率逐漸下降。

當兔子繁殖之旅進行到大概一半時，雖然“兔口”還在繼續增加，凈增長的速度卻開始下降。事實上，這一刻正是兔子增長最快的時候。

隨后，兔子越來越多，資源越來越稀缺，這意味著死亡率持續增加而出生率下降，當有一天二者相等時，兔子數量飽和，所有兔子都過著餓肚子且早死的不幸生活。這個數量被稱為環境承載量——K值。

如果此時，兔子被消滅一半，這樣做確實能讓“兔均資源”加倍，重回往昔幸福時光；但資源加倍必然會讓兔子的出生率重新增加，死亡率重新降低。而K/2正好是兔子增長最快的位置。不用太久之后，兔子數量就會重歸K值。

更何況，人不是兔子。18世紀，托馬斯·馬爾薩斯就曾提出充滿爭議的人口控制理論。但是，人類作為智慧生物，或許曾經愚昧，曾經對資源與氣候狀況的惡化視若無睹，但終究會隨著科學的進步、環保意識的覺醒，而作出主動調整——

工業革命、綠色革命和信息革命等，某種程度上改變了資源承載力；避孕技術和家庭人口價值觀的演變，也使人口變化并未像簡單數學曲線那樣變化。

很大一種可能是，因為恐慌以及資源空間的極大釋放，反而會出現人口的報復性增長。

事實上，在現實世界中，早有學者將人口與溫室氣體排放，乃至對氣候變化的貢獻率相掛鉤。

著名人口學家約翰·邦加特和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的布賴恩·奧尼爾博士曾在研究中指出，通過限制排放溫室氣體的人數，可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他們認為，人口的快速增長，會導致人類過度使用森林、土地、水、海洋動植物等具有固碳能力的資源；會增加對化石能源的使用。

資源匱乏所導致的貧窮，又會導致兒童營養不良、醫療服務質量下降，這些都會加劇氣候變化的脆弱性。

而某一地區人口過度增長，也會促使一部分人遷移至新的土地，從而對新的環境進行開發、破壞，降低了環境的固碳能力。

不過，像滅霸那樣“一刀切”，隨機消除一半人口，卻可能陷入這樣一種尷尬——

一些發展中國家雖然人口眾多，但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卻不高；一些西方發達國家人口雖少，但因為經濟發達，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卻很高。如果一個響指后，隨機消失的大多為發展中國家人口呢？那么，當高度城市化、工業化的人口占據更豐厚的資源后，其過去因為經濟成本過高而追求節能減排的壓力，反倒減輕了；部分發達國家人口負增長的情況，可能迎來逆轉。

譬如，原本一戶人家買得起一輛車，現在可以一人一輛車，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因而升高；同時，這家人原本只打算生一個孩子，因為占據的資源更多，生活更寬裕，他們轉而希望生三個孩子。長此以往，短暫緩解的氣候危機，反而會更加惡化。

更極端的例子是，既然人口是隨機消失的，從10個環保主義者和10個奢靡浪費者中隨機消失一半，從10個氣候學家和10個石油礦主中隨機消失一半，不同結果產生的影響，千差萬別。

對于這一點，約翰·邦加特也解釋，他所謂的“人口控制”，并非粗暴地限制人口數量，而是通過教育和科學普及，增加有應對氣候變化意識的人口，保障婦女選擇生育的權利等。

滅霸認為，他“救贖”了宇宙文明，而《復聯4》一開場，當地球失去一半人口，人們沒有過得更好，反倒是城市堆滿垃圾，更多人不再愿意考慮長遠的未來——更遑論環保與可持續發展。

要研究包括氣候問題在內的各類環境問題，必然涉及生態學、經濟學、人口學和社會學等多門學科。解決問題，不能忽視人的感受。

這讓人聯想到國際氣候談判，某些發達國家曾提出單純考慮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的政策。這種政策看似“公平”，實則隱藏著極大的不公平。正因此，包括我國在內的眾多國家，始終堅持著“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各國應該主動采取措施應對氣候變化；同時，每個國家也都有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平等權利。

無視個人的感受，甚至拿犧牲個人生活質量乃至生命，去“交換”生態美好、氣候適宜，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

尊重人的選擇權，并告知正確的生活方式，以及我們生存環境面臨的困境，這才是正面處理問題的辦法。（段昊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