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協定》給定了一份氣候協定框架，各國據此提出自主減排貢獻目標（NDCs），以實現全球升溫控制在2℃以內，并在2100年之前達到零凈排放量的全球目標。碳定價是實現上述目標的關鍵手段。

本期《歐洲經濟評論》特刊將以世界銀行發起的斯特恩/斯蒂格利茨碳定價高級別委員會（Stern/Stiglitz High-Level Commission on Carbon Prices）的工作為基礎。該委會探討了實現《巴黎協定》目標的碳定價方案和水平，包括5月17日在巴黎高等師范學校舉行的由世界銀行和法國發展署（AFD）聯合主辦的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選集。

專刊刊登了主題為碳定價的新經濟研究以及碳定價設計和實施的論文，我們的推文介紹了部分論文成果，如想了解詳細內容，請點擊“閱讀原文”。

作者：Alaa Al Khourdajie, Michael Finus

沒有獲得全部國家支持的氣候變化行動都將是無效的。但是，包含有效減排目標的全球氣候條約又很難促使全部國家參與，減排的公共商品非排他性為國家退出全球行動提供了動機。此外，碳泄漏也使沒有獲得全部國家支持的氣候變化條約失去效力。文章使用了戰略貿易模型，探究了邊界碳調整（Border carbon adjustments, BCA）是否以及在什么條件下可以減少搭便車和碳泄漏。

研究發現，如果條約不限制成員資格（開放成員資格），則BCA可以促成全面參與氣候協議的穩定狀態，并帶來巨大的全球福利。我們認為環境協議不應限制加入條約（排他性成員），而不能像典型的貿易協定一樣具有排他性，因為排他性雖然對個體有利，但難以促進全球利益。

作者：Maia King, Bassel Tarbush, Alexander Teytelboym

在存在部門間聯系的情況下，特定部門的碳稅變化會產生復雜的一般均衡效應。特別是，對一個部門的排放征收碳稅可能會導致排放總量的增加。文章分析了對任何一組部門的排放量征收增量稅對總排放的影響。結果表明，與直接對行業總排放征稅相比，基于行業在生產網絡中的位置進行碳稅改革可以實現更大的減排量。本文使用了兩個經濟體的部門間網絡模型來說明碳稅改革的效果。

作者：Kirill Borissov, Alexandra Brausmann, Lucas Bretschger

文章分析了碳價對人力資本積累、部門變化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其中，輸出的是使用非清潔/清潔技術，輸入的是熟練/不熟練的勞動力。碳政策會影響技術選擇，從而為形成人力資本提供動力。研究表明，短期政策可能足以促使經濟體向清潔經濟過渡，且這種政策也可以刺激經濟增長。此外，在國家間存在知識溢出的情況下，發達國家的碳政策有助于欠發達國家的人力資本形成，并促使不發達國家向清潔的穩態過渡。

作者：Sascha Kollenberg, Luca Taschini

文章研究了供應管理機制（Supply Management Mechanism, SMM）的影響，并對最近的上限變更修正案發表了評論。供應管理機制類似于2015年提出的保持市場總體排放上限的市場穩定儲備機制（Market Stability Reserve, MSR）。文章分析了SMM改變減排路徑的條件，這些條件會影響預期的銀行業務期及其可變性（銀行業務期指公司持有免稅額的時間，受總量控制分配的減排額度和總量控制路徑影響）。

盡管風險中立企業的減排策略僅取決于銀行業務期的長短，但對于厭惡風險的企業而言，銀行業務期的多變性將導致更高的風險溢價，盡可能快的避免使用銀行業務，并因此進一步降低減排和配額價格。取消部分準備金可能會部分抵消維持風險準備金價格對風險溢價的影響。

作者：Joseph E. Stiglitz

斯特恩-斯蒂格利茨（Stern-Stiglitz）強調經濟次優性，其關于碳價的報告反對不區分時間、地點、用途的統一碳價，本文提供了這些建議背后的一些分析。

首先，文章分析了消費者非常富裕，且對分配問題非常關注，促使稅收和法規大幅降低了碳密集型行業的碳排放。此類政策允許在不超過碳排放目標的情況下降低其他行業的碳價。在這種情景下，政策導致生產效率低下的成本可能低于分配收益。本文考慮了在何種情況下可以通過監管與價格差異以及根據政治經濟區別指定準則，來最好地實施此類差異化政策。第二，文章考慮了碳價軌跡對誘導創新的影響，提供了在最佳條件下，至少最終隨著時間的推移，最佳碳路徑應該下降的一般條件。最后，回顧了價格與數量的爭論，并強調了問題隨時間變化的特性。

作者：Frederick van der Ploeg, Armon Rezai

隨著特朗普總統的當選，曾經非主流的否認氣候變化者仿佛收到支持，從邊緣走到了全球政策制定的中心。我們研究基于Pascal的賭注，并考慮到否認氣候變化者的主觀先驗信念，如何對政策采取不可知論的方法，從而為碳定價。使用DICE綜合評估模型，我們發現分配10％的機會來糾正氣候細微變化將使2020年全球碳價僅略微降低：如果政策制定者采用'Nordhaus貼現'，則每噸二氧化碳價格將從21美元降至19美元；如果采用“Stern貼現”，則每噸二氧化碳價格將從91美元降至84美元。

不可知論者對現有氣候科學不確定性的反映，使氣候政策多年來本質上沒有改變。雄心勃勃的氣候政策的穩健性還受到使用最大-最小或最小-最大后悔原則。令相對歧義厭惡系數從零（對應于預期效用分析）變化到無窮大（對應于最大-最小原理），文章分析了決策者如何基于持有不同觀點的人群分布，應對氣候模型不確定性的本質。考慮到道德貼現率和更高的市場貼現率，并考慮到包括損害不確定性在內的敏感性分析，研究證明了面臨持續出現的氣候懷疑論，碳定價是強有力的應對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