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氣候變化和生態損失是相互關聯的危機，金融機構和政策制定者必須將兩者都納入考量。但迄今為止，對二者都有利的氣候與生態投資——如恢復富含碳的生態系統——得到的資金和關注都最少。

生物多樣性危機等與自然有關的風險正以驚人的速度增加，氣候危機的緊迫性也是如此，對金融體系的影響也越來越大。

然而，迄今為止，政策圈和金融體系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氣候問題上。這一重視是有理由的，因為氣候變化對生命和生計的威脅之嚴重怎么說都不為過。

例如，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TCFD）結合最近的監管要求，在全球金融機構及其投資對象中已經引入了比以往有力得多的氣候相關風險評估實踐，迫使它們更仔細地審視自己對氣候變化和低碳轉型的貢獻。

然而，根據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與政策平臺（IPBES）的觀點，這種關注已經遮蔽了其他環境和社會風險的浮現，包括全世界超過100萬個物種面臨滅絕這種不斷加速的大規模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風險。這些風險對直接依賴自然投入的眾多經濟部門都有重要影響，包括農業、漁業和下游食品加工。即使是更加遠離自然投入的部門也存在與自然相關的風險。例如，農業開墾土地會增加水土流失和水庫淤積，從而加劇洪災，對企業的財務業績和金融機構的投資組合造成巨大的累積影響。

自然風險太緊迫、影響太大，因此行動不容拖延。

有初步跡象表明，金融機構正開始考慮其資產負債表中的自然相關風險，包括荷蘭中央銀行完成了首次與生物多樣性有關的金融穩定分析，以及自然相關金融風險臨時工作組的啟動，它將最終形成一個與TCFD的職責大致相似的自然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TNFD）。

盡管出現了上述積極跡象，主流金融界還沒有考慮到它對自然的影響和依賴。金融機構經常辯稱，自然相關風險是氣候風險的一個子集，因此管理氣候風險就足夠了。其他常見的論調是，管理氣候風險已經用盡了它們的所有能力，因此沒有任何余力來考慮自然風險，或者管理自然相關風險所需的數據、工具和方法還不存在。

雖然這些觀點代表了對能力和優先順序的合理關切，但它們主要依據的觀念是錯誤的，這些誤解延緩了將自然風險納入金融決策的步伐。

采取行動

自然風險太緊迫、影響太大，因此行動不容拖延。全球專家、決策者和金融部門領導人必須找到有效應對這兩個挑戰的方法。解決辦法可以緩解這兩種危機，但前提是利益相關者必須清楚地了解危機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我們可以根據氣候變化和自然之間的相互作用將針對兩者的行動分成幾類：

對自然和氣候都有益的行動；

以自然為目標，但同時有利于氣候的行動；

以氣候為目標，但同時有利于自然的行動；

以及對氣候有利但對自然有害的行動。

最終，應對氣候變化和生態挑戰需要采取以上所有類型的行動，找到解決方案將降低整個系統的金融風險。

與為了穩定整個金融系統中的風險水平據估計所需的資金相比，迄今為止對所有四類行動的投入仍然不足。聯合國氣候與生物多樣性委員會（IPCC和IPBES）的報告強調，持續的投資不足將大大增加氣候和自然風險。

更糟糕的是，從自然和氣候的綜合角度看，最有效的解決方案獲得的投資最少。這是因為目前對解決方案的投資嚴重偏向氣候變化。

由保爾森研究所主導的一項新研究對自然投資估算的分析表明，以犧牲自然為代價從而有利于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即第四類）吸引了超過它們所需要的投資的一半。這些行動包括投資于生物能源，包括生物能結合碳捕獲與封存技術（BECCS），或大型公共交通基礎設施項目。這些項目中有一些最終可能是低碳轉型所必需的，以便將全球平均氣溫上升限制在2攝氏度以內，但它們必須審慎實施，并以盡量減小其自然足跡的方式進行管理。

相比之下，對氣候和生物多樣性都有利的第一類行動吸引到的資金卻只有其需求量的8%，這意味著金融部門對氣候的關注導致了不充分的資本配置。這一類行動包括保護、恢復和擴大碳密集的自然生態系統，這些生態系統既能封存溫室氣體，又能為野生動物提供自然棲息地，同時還提供一系列其他生態系統服務。這些基于自然的陸海解決方案代表了高效的雙贏策略。

第二類行動同樣高效，它們主要造福自然，間接影響氣候。例如，減少農田殺蟲劑和氮肥施用的干預措施。這些有益于昆蟲和土壤生物多樣性，也減少了溫室氣體排放，增強了作物產量對氣候變化的抵御能力。

我們的第三類行動主要造福氣候、間接影響自然，例如可再生能源和電動汽車減少了碳排放，進而改善其自然結果，因為氣候變化是生物多樣性喪失的一個日益顯著的驅動因素。

如果繼續采取不明智的行動，不僅可能浪費資源并對生物多樣性造成不良后果，而且，金融機構及其投資對象也將自己置于險境，比如因為與收緊中的自然保護監管政策發生沖突，而兩者畢竟也都依賴于生物多樣性。

通過關注能夠同時支持氣候和自然兩個領域的可持續轉型的行動，對兩者的投資的管理可以獲得可觀的收益。例如，金融機構可以投資于針對供應鏈和被投資方的盡職調查，以衡量其與生物多樣性和氣候有關的風險敞口。這樣做，它們會發現應對新出現的風險要容易得多，而與應對自然相關風險有關的額外能力要求也變得不那么苛刻。

能否改造相互聯系的氣候和自然投資，使之變得更可持續，將是未來十年乃至更長階段最具韌性的金融機構的一個決定性標志。

翻譯：奇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