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荷蘭是全世界平均海拔最低的國家之一，經濟發展極易受氣候變化的影響。氣候風險已成為荷蘭金融機構風險管理和資產配置的重要影響因素。本文梳理總結了近年來荷蘭銀行等8家荷蘭金融機構在氣候風險管理方面的經驗做法和存在的問題，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旨在給我國中央銀行開展氣候風險政策研究及金融機構進行氣候風險管理和調整資產配置提供經驗借鑒。

（一）荷蘭銀行（ABN AMRO）

荷蘭銀行是荷蘭第一大銀行。荷蘭銀行于2019年將氣候風險納入風險管理流程，重點加強了抵押房產物理風險分析和風險管理；同時，監測貸款組合的碳強度，使投資組合與《巴黎協定》目標相一致。

荷蘭銀行根據荷蘭氣象研究所制定的氣候情景[1]和方案，以4℃情景作為壓力情景，將極端天氣事件造成的影響按發生效應、認知效應和宏觀經濟效應區分。一是發生效應，指實際發生的洪水或干旱對金融機構資產造成的影響。荷蘭銀行使用klimaateffectatla.nl提供的氣候適應服務(CAS)概率圖和Python工具，將洪水爆發概率數據與抵押貸款組合中每個房產的地理數據相結合，輸入到地理空間信息軟件QGIS中，得到投資組合的氣候風險概率圖，然后再計算出當前(沒有防洪措施)與2050年(有防洪措施)相同情景下房產的潛在損失。二是認知效應，指人們感知到極端天氣事件，并預期資產價格將下降。荷蘭銀行認為所有面臨洪水風險的房產的市場價值將會下降，于是在風險管理中將房產市場價值下降5%的情形納入計算。三是宏觀經濟效應，指極端天氣事件通過加速經濟資本存量的折舊(建筑和基礎設施)和暫時停滯經濟活動影響生產能力，從而造成對宏觀經濟的沖擊。荷蘭銀行在壓力測試模型中運行50cm洪水、無二級影響的200cm洪水、具有二級影響的200cm洪水三種情景來評估洪災的宏觀經濟影響。

（二）大眾銀行（De Volksbank）

大眾銀行是一家歷史超過200年的商業銀行。大眾銀行把在2030年實現氣候中性資產負債表作為戰略目標之一，并于2016年采用可持續發展政策。

在風險治理方面，2019年，大眾銀行將可持續性風險評估為重大風險，成立了風險委員會和相關的專題組織機構，由董事會負責最終的風險管理。在風險偏好和評估方面，大眾銀行采用了ASN銀行關于氣候變化和可持續性標準的政策，確定了風險偏好、風險驅動因素和風險指標，用于監測和調整氣候風險的發展。基于2030年獲得氣候中性資產負債表的戰略目標，大眾銀行選擇了與當前戰略目標一致的風險指標，未來幾年計劃中的氣候中性增長將轉化為每季度的平均增長。大眾銀行風險管理職能部門(RMF)每年通過審查運營計劃(OP)提供一個全面的風險視圖，以促進有效和平衡的決策制定。在氣候風險方面，大眾銀行采用了碳會計財務伙伴關系（PCAF）[2]的方法來計算實現氣候中性資產負債表目標的進展情況，并提出了碳中和目標，即基于每個能效標簽[3]的平均能耗計算抵押貸款二氧化碳排放量，使所有貸款項目的碳排放量與客戶碳減排量相等。在投資決策方面，大眾銀行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中的ESG因素納入考量，投資于可再生能源項目和特定的綠色債券，排除對化石燃料公司的投資，并不斷評估投資是否仍符合可持續性標準。

（三）荷蘭合作銀行（Rabobank）

荷蘭合作銀行由數家荷蘭農村信用社合并而成，是荷蘭第二大銀行。荷蘭合作銀行將氣候變化納入風險管理框架，組建可持續發展數據分析團隊、跨專業的復合型團隊，以更好地量化和評估氣候風險。

荷蘭合作銀行開展了轉型風險壓力測試、轉型風險投資組合分析，評估水資源壓力與荷蘭洪水風險等四項氣候風險分析，研究了轉型風險與物理風險對住宅抵押貸款與投資組合帶來的影響。針對轉型風險，荷蘭合作銀行主要進行了轉型風險壓力測試與風險組合分析。轉型風險壓力測試通過量化氣候變化的影響，將相應的情景轉化為宏觀經濟變量，并將其輸入到壓力測試框架，分析測算出受氣候風險沖擊更為嚴重的行業和客戶群體。荷蘭合作銀行引入了碳排放稅，對荷蘭合作銀行的全球信貸組合進行了兩次宏觀經濟壓力測試。針對物理風險，荷蘭合作銀行主要做了兩項評估。第一項是評估全球水資源壓力對荷蘭合作銀行的影響。為了量化水資源壓力的影響，荷蘭合作銀行進行了兩種情景分析（即水資源壓力存在輕微影響或嚴重影響），分析結果表明，兩種情景下的違約損失都會隨著違約概率的變化而變化。違約損失和違約概率的變化矩陣被迭代進兩種情景分析，并得出新的預期損失。第二項是評估荷蘭住宅抵押貸款組合中的洪水風險。荷蘭合作銀行建立信貸風險分析模型，通過外部顧問提供的數據，對荷蘭住宅抵押貸款進行洪水風險評估。

（四）Kempen資產管理公司

Kempen資產管理公司主要通過測量自有資產的碳強度和評估管理自有資產的碳足跡來管理和應對氣候風險。Kempen使用融資碳排放[4]、每100萬歐元投資的碳排放量(CO2/百萬歐元投資)[5]和加權平均碳強度(WACI)[6]三項指標來計算其投資組合的碳足跡。Kempen資產管理公司的風險部門已經開始使用碳強度來評估其持有的股票基金等投資組合對碳密集型公司的敞口。對轉型風險敏感的行業，如公用事業和石油天然氣行業或其供應商，Kempen資產管理公司通過查看這些行業公司的能源儲備和發電組合，與基準進行比較，來評估轉型風險的程度。

（五）APG資產管理公司

APG資產管理公司是歐洲最大的退休金管理公司之一。APG將氣候風險作為一種投資風險納入風險管理，通過基于隨機建模的中心路徑方法分析氣候因素對戰略投資計劃影響。APG采用國際能源署（IEA）的政策情景、可持續發展情景構建了氣候變化場景，通過壓力測試對投資組合中與氣候相關的風險和機遇進行情景分析（IEA情景不包括物理風險和機遇）。通過交通燈模型[7]來分析短期（2022年）、中期（2030年）和長期（2040年）的情景分析結果，將氣候風險結果描述為“高”、“中”或“低”三個等級。但交通燈模型只能反映某些經濟部門在某一時間面臨的最突出的氣候相關風險和機遇，卻不能解決經濟向低碳轉型的速度，APG開發了氣候儀表盤模型[8]來解決。

（六）MN資產管理公司

MN在氣候風險分析中，對物理風險與轉型風險作了區分：對于物理風險，分為突發和長期的物理風險；轉型風險，分為過監管風險、技術風險、市場風險和聲譽風險四種。并且分別在以下三種情況下分析氣候風險的影響：實現控制全球低于2℃溫升的碳排放路徑目標、符合國家自主減排目標（NDCS）的3℃路徑和被視為4℃的常規發展（BAU）路徑。對于每種情況，都將短期（0-15年）和長期（> 15年）區分開來。此外，MN針對航空、海運、貴金屬、采礦、石油和天然氣、公用事業和鋼鐵等七個高風險行業開展特定氣候風險評價，對七個行業中的每一行業分別使用一套指標體系，以反映該部門所面臨的與氣候相關的風險，有效改善現有研究方法存在的氣候轉型風險指標數據的可獲性有限、缺乏關于實際氣候風險指標的信息、并非所有指標都適用于所有行業等問題。

（七）荷寶投資管理集團（Robeco）

荷寶是一家國際性資產管理公司。荷寶主要針對轉型風險開展氣候風險監測和治理，通過碳排放可視化、氣候變化情景壓力測試和敏感性分析，監測其對投資組合的影響。碳排放可視化主要通過氣候風險桶[9]來衡量，根據企業的二氧化碳密度[10]、企業對自然的污染程度來確定企業應該被分配哪一支氣候風險桶。氣候變化情景壓力測試主要是對氣候風險桶和公司所在行業，在三種二氧化碳密度情景（碳泡沫、擱淺資產、化石燃料價格上漲）下，施加不同的沖擊。碳泡沫情景反映高度依賴化石燃料的生產和出口的經濟體在向低碳經濟轉型中受到的影響，由于化石燃料儲量將全部或部分無法使用，碳泡沫的破裂將對碳密集型企業產生重大負面影響。擱淺資產情景反映企業向低碳經濟轉型而不得不閑置設備的情況，石油/天然氣、化工及相關行業公司的市值將大幅下跌。化石燃料價格上漲情景反映由于化石燃料日益匱乏，石油價格可能會上漲。荷寶分析得出，在碳泡沫情景中，高碳密度（和高氣候風險桶）的公司比低碳密度的公司受到的影響更大。除壓力測試外，荷寶還根據氣候風險桶進行敏感性分析，以評估轉型風險對荷寶盈利能力的影響。

（八）荷蘭國際集團(InternationaleNederlanden Group)

荷蘭國際集團是一家綜合性金融公司，銀行與保險業務居全球第三。荷蘭國際集團建立了Terra方法進行氣候風險評估。該方法能夠識別與轉型風險相關的氣候風險，為每個行業提供基于情景的氣候調整組合評估，從而實現投資組合調整。同時，還能顯示其貸款組合如何與基于科學的氣候情景或每個行業的轉型路徑保持一致。Terra方法遵循兩項重要原則，一項是按行業引導投資組合，即根據《巴黎協定》的相關轉型路徑，對每個行業的趨勢和變化進行詳細分析，擬定各行業的脫碳路徑，將每個行業的投資組合導向《巴黎協定》；另一項是優先考慮客戶的“資產級數據”，通過度量每個行業轉型面臨的各種挑戰，以識別和預測每個客戶的需求，以支持客戶所屬行業的轉型，實現精準測量。

目前荷蘭金融機構在氣候風險分析和管理上取得積極成果，但也面臨一定的局限性。

一是缺乏準確、完整的氣候數據和數據標準。氣候風險分析需要翔實的數據集，但是這些數據的收集較為困難。在許多情況下，相關的氣候數據是無法獲得的、不完整的或粒度（單位）不合適的。且由于不同的數據供應商采用了不同的數據標準，導致各機構之間的氣候風險分析方法存在差異。

二是氣候風險測度方法需進一步完善。目前各金融機構都有自己的氣候風險測度方法，但這些方法差異性較大，且大多數分析基本上都是定性的。此外，定量分析中，模型指標的設計和選擇缺乏前瞻性，量化指標體系無法完整覆蓋氣候風險的各項特征。如風險監管方面的指標被轉化成了可衡量的指標，但技術風險、市場風險和聲譽風險等相關領域的指標并未納入量化指標體系。

三是氣候風險與實際風險存在差異。對于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的行業氣候風險高，已形成共識。但在實際中，就物理風險而言，行業范圍似乎更廣，因為一些行業的氣候風險主要取決于生產設施或其供應鏈的位置，而不是其自身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

一是將氣候風險納入央行政策和審慎管理框架。中央銀行要加強對氣候風險影響的分析研判，探索在政策制定中將氣候風險納入考量，重點關注受氣候風險影響較大的行業和地區。同時加強氣候風險管理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提高我國氣候風險的分析和管理能力。

二是開發完善氣候風險分析模型。在氣候風險模型的開發中既要考慮氣候風險的行業和區域的異質性，又要考慮指標體系的設計的前瞻性。提供兼容性強的氣候風險分析情景，將時間跨度差異以及物理風險和轉型風險之間的差異納入考量。

三是加強氣候風險相關數據共享。并充分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模擬、還原氣候風險的生命周期。同時制定數據標準，既要考慮數據信息的可得性，也要考慮氣候風險相關數據的質量。

四是引導金融機構加強氣候風險分析和管理。將氣候風險納入機構戰略及風險管理體系，完善內部治理結構，并將氣候風險作為投資組合及資產定價的重要影響因素。

（人民銀行貴陽中心支行金融研究處   徐振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