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燃煤元素碳含量“高限值”政策存在的上述問題，有必要慎重考慮是否對這一政策進行修正。前述《南方能源觀察》的文章中也提及部分地方主管部門以及企業都在反思“高限值”政策的合理性，由于采樣、制樣、送檢以及檢測機構、設備等多個環節存在監管“盲區”，不少部門和單位都提出過取消燃煤元素碳含量“高限值”的建議，以缺省值取而代之（即參照國際碳市場和國內碳交易試點通行做法），消除企業造假的空間和動機，同時降低政策實施的社會成本。

2022年3月15日，主管部門最新下發的《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核算方法與報告指南發電設施（2022年修訂版）》中，雖然對燃煤元素碳含量的檢測做出了更多具體的規定，包括檢測內容、檢測過程和相關存證的細化，以及要求檢測實驗室從2022年4月份開始要有CNAS（中國合格評定國家認可委員會）認可或CMA（中國計量認證）認定資格且認可項包括元素碳含量等要求，但是仍然保留了33.56 tC/TJ 的燃煤元素碳含量“高限值”（只是名稱從“高限值”改為了“缺省值”）。

據了解，目前包括管理相對比較先進的五大發電集團央企在內，旗下大部分的燃煤火電廠檢測化驗實驗室目前都不具備上述CNAS或CMA條件且備案的檢測項里面包含元素碳含量，短時間內也很難迅速建成符合條件的實驗室，這還不計算為此增加的大量的從儀器配備、人員培訓、資質申請到管理實施相關的額外成本。大量的外送檢測，既會增加外送檢測的成本，也會增加送樣、運輸或者物流過程中人為干擾的環節，因為即便是符合CNAS或者CMA條件的檢測機構，也只能對送到檢測機構的樣本的檢測結果負責，而完全無法確保送檢的煤樣樣品本身的真實性，采樣、制樣、送樣和測樣之間，仍然存在大量人為造假和潛在監管漏洞的中間地帶（如圖所示），造假手段多樣且比較隱匿，難以查驗。

圖｜燃煤元素碳含量檢測全流程及不同環節的人為造假風險及手段

同時，表面看，最新下發的關于元素含碳量檢測的越來越細化的規定，對實測提出了更多的明晰的要求，增加了造假的難度，但是反過來仔細推敲，只要“高限值”存在，高限值和實測值之間巨大差異帶來造假利益空間就繼續存在，越來越細化的具體規定反倒可能提供關于如何造假的詳細“指南”，讓后期可能出現的相關造假現象更加隱匿。隱匿的造假之下，各種文件和證明，都可以“應有盡有”，不少證明文件都從“真”的假文件，變成了假的“真”文件，很難被發現，極大增加了查驗和監管成本，加大了監督和查處的難度。

綜上所述，建議主管部門充分調研和借鑒以歐盟碳市場為典型代表的國際碳市場，以及國內7個碳交易試點省市對燃煤元素碳含量鼓勵實測、但并未采取“高限值”政策的實踐經驗，從源頭上消除碳排放數據造假的隱患，把實測和選用缺省值的選擇權利交給企業，對沒有實測或者不具備實測條件的企業，允許其使用《省級溫室氣體排放清單編制指南》中分煤種元素碳含量缺省值；如果企業有燃煤摻燒情況，則按照各煤種摻燒比例進行加權平均，或者根據IPCC對燃煤的相關分類準則來確定摻燒之后應使用哪種煤種的元素碳含量。

此外，需要指出一點的是，取消或者對“高限值”政策進行修正并不是倒退，恰恰相反，科學合理、循序漸漸才能促進全國碳市場更好地往前發展。不能高度依賴“高限值”政策的懲罰效應來提高電廠碳排放核算的精度，且這有限一點精度的提升，既不能帶來“節能”，也不能帶來“降碳”（電廠在實踐中很少因為元素碳含量檢測數據的一點變化來選擇燃煤品種），但卻會大幅增加企業實測、管理和各方監管甚至全社會的成本，甚至繼續埋下碳排放數據被造假的隱患和巨大的利益空間，避免“得不償失”甚至“適得其反”。

 “邊做邊學、不斷完善”，這是碳市場建設中普遍公認的一大原則，歐洲碳市場在過去也經歷過不少教訓，在不斷修正中持續完善。正視問題、總結經驗、不斷完善，全國碳市場一定能夠更好地往前發展！ 

全國碳市場數據造假問題的治理，需要從政策、機制及體制完善上多下功夫，逐步構建從“不敢假”到“不能假”，再到“不愿假”的碳排放數據質量治理的長效機制。通過嚴格公正執法，嚴厲打擊碳排放數據造假，讓造假者“不敢假”；通過不斷加強信息披露公開，確保管理、監管和監督機制的不斷完善，讓造假者“不能假”；通過加強引導和宣貫，并不斷提升政策及各種規范指南制定水平，消除造假利益空間或者讓造假收益遠遠低于可能面臨的巨大風險，真正讓造假者“不愿假”而放棄造假。這“三不”之間，“不敢假”是“不能假”、“不愿假”的前提，重在懲治和震懾；“不能假”是“不敢假”、“不愿假”的保障，重在制約和監督；“不愿假”才是“不敢假”、“不能假”的根本，重在引導和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