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問題涵蓋面非常廣泛，包括氣候變化成因，氣候變化的影響及適應，減緩氣候變化的技術、政策和措施，氣候變化國際制度，減緩氣候變化的途徑等。目前，國際上關注氣候變化的重點內容有如下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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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2012年京都議定書到期后，應該有什么樣的國際條約來替代京都議定書，還是簡單地把京都議定書的義務延續下去并對其中的減排指標做相應的更新，這是當前討論最多、難度最大的議題，也是在所有氣候變化問題中最核心的問題，更是各國政府高層關心的問題。根據氣候變化公約締約方會議的決定，當前應該就發達國家在京都議定書第二階段的減排承諾進行談判，但所有發達國家都希望發展中國家也要加入這個國際減排體系；歐盟雖然已經做出決定到2020年將繼續減排，但歐盟希望不是自己獨自在行動，希望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東歐國家都要采取相應的減排行動，同時希望發展中國家也要采取一定程度的溫室氣體減限排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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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氣候變化公約第8次締約方會議（COP8）通過的《德里宣言》，強調了應在可持續發展的框架下應對氣候變化的原則，同時強調要重視氣候變化的影響和適應問題，因為氣候已經發生變化，需要考慮采取適當的適應氣候變化的行動。為此，2004年，第10次締約方會議（COP10）通過了《氣候變化適應和相應措施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工作計劃》，把適應氣候變化問題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1年達成的《波恩政治協定》還建立了氣候變化適應基金，幫助發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目前，氣候變化的影響和適應成為了氣候變化談判的主要議題之一，但由于氣候變化影響的不確定性很大，而適應氣候變化本身又需要巨額投入，同時，這項談判深入下去將可能涉及適應氣候變化的責任和義務分擔等非常敏感的問題，因此，這項談判進展非常慢。

　　（三）技術開發、轉讓和應用

　　世界各國都強調，先進技術的研究、開發和應用是解決氣候變化的最終手段。氣候變化公約和京都議定書也都特別強調，向發展中國家轉讓先進技術，是幫助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氣候變化減排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發達國家擔心轉讓先進技術后會影響其國內產業和產品的國際競爭力，10多年來，總是以各種借口拖延這項義務的履行。雖然締約方會議已經就技術轉讓問題做出過大量決定，但真正實現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讓先進技術以減排溫室氣體的案例，還沒有在締約方會議上展示過。時至今日，要求發達國家切實履行義務、向發展中國家轉讓先進技術，依然是發展中國家的不斷訴求，也是氣候變化公約和京都議定書談判“不老”的議題。但每次談判都非常艱難和激烈。很多發展中國家長期參加這項談判的代表，感到非常厭倦，但是又非常無奈。從這里也可以看出，技術確實是未來發展的競爭手段。發展中國家希望發達國家轉讓這些具有全球環境效益的技術，發達國家雖然在政治上承諾了，但是在行動上卻拖了十多年都不付諸實質性行動，到現在也沒有任何跡象會改變這種狀況。而對于那些具有很好經濟效益的技術，要發達國家轉讓就會更加困難了。

     （四）促進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執行的談判

　　目前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下進行著激烈談判的議題還有：京都議定書靈活機制如清潔發展機制和聯合履行，提高發展中國家的能力建設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激勵機制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減少毀林從而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國際航空和航海的溫室氣體排放問題，審查發達國家履行公約和議定書的情況等。這些內容對推動執行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有直接的影響，成為每次談判會議的常規議題，但是爭論也非常激烈。

　　（五）探索新的氣候變化合作機制

　　京都議定書是國際環境合作中具有里程碑性質的模式，但由于種種原因，探索新的氣候變化合作機制被越來越多的國家關注，選擇或雙邊、或多邊、或封閉、或開放的新的合作，形成相應的協定。例如，美國在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之外分別發起了“氫能經濟國際伙伴計劃”、“碳收集領導人論壇”、“甲烷市場化伙伴計劃”、“第四代國際論壇”、“再生能源與能源效益伙伴計劃”以及前述的《亞太清潔發展和氣候新伙伴計劃意向宣言》等；加拿大政府將20國集團財政部長會議的模式延伸到氣候變化，探討20國集團（20個排放大國）領導人會議的模式，形成一種國際氣候制度。這些游離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之外的合作機制，優點是簡單易行，決策效率較高。但其弊端是涵蓋范圍有限，所確定的義務不具有法律約束力，其執行完全靠自覺行動。因此，對新的氣候變化合作機制的探討，實際上是對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的補充和推動，不可能替代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中國在參加這些區域組織時，也都首先聲明這些合作不能夠替代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而應該是促進公約和議定書的執行。